从宗教辩难到哲学论争

19世纪末的传教士汉学时代和20世纪末的专业汉学时代,汉学家们围绕《孟子》的人性论展开了两场针锋相对的论争。在第一场论争中,理雅各借道巴特勒主教的良心论来说明孟子性善论的价值,并将孟子的“性善”解释成“性向善”,但谢卫楼却抨击孟子和理雅各双双否弃了上帝恩典。第二场论争的焦点在于安乐哲的文化主义与华霭仁的共同人性论之间的分歧,而产生这种分歧的深层原因则是辩论双方对于民主和人权的不同态度。两场论争尽管表现形态各异,但论争的核心观念却高度相关,在理论脉络上可以追溯至四百多年前天主教各修会理解《孟子》人性论的不同态度。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理雅各《孟子》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理雅各英译《孟子》是儒学经典《孟子》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里雅各英译《孟子》,不仅是自身能力和兴趣选择的结果,而且也迎合了其传教的使命。译本的成功体现了译者在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做出了最佳的适应与选择。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百年《孟子》英译研究综述

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孟子》对中国历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被译成西方文字,该书对英语世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国内对《孟子》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却明显研究不足。本文对国内有关《孟子》英译研究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做了详尽的梳理和全面介绍,总结出国内目前《孟子》英译主要的特点：其一,注重语言学层面的翻译研究,其二,译本研究多为理雅各英译本研究,对其它译本关注不够。因此,多译本流传学研究以及典籍英译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应成为《孟子》英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宗教性——理雅各对《诗》《书》宗教意义的认识

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系统翻译和研究了儒家的四书五经,对于包含中国宗教思想和习俗的《诗经》、《尚书》尤其重视.基督教的立场和长期的传教经历,使理雅各对《诗经》、《尚书》的翻译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从而形成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对儒家宗教性的独特理解和认识.理雅各将早期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帝”、“上帝”、“天”与基督教的God建立了对等关系,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基督教的框架之中.他坚持认为早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中国人信仰的惟一至上神,把信奉上帝这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视为中国的国教,从而按照基督教模式构建了中国的一神教信仰.     

《诗经》两个英译本的比较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集,已被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众多的英译本各具特色。其中,理雅各和许渊冲这两位译者所处的时代、国籍、身份和经历都不尽相同,并且由于各自不同的翻译目的,两个译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重点从四个方面讨论理雅各和许渊冲两个译本之间的差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学的三次争论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因应于中国局势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动,西方汉学家诠释《孟子》时,在“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等问题上形成了三次较有影响的争论.争论涉及到论辩双方不同的哲学预设和诠释方法,争论的焦点亦高度相关于他们的现实关切与政治选择,尤其是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选择.一批卓有影响的汉学家参与其中,《孟子》成为西方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乃至现代中国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     

浅析陆象山的人性论

陆象山的人性论源于孟子，但又有“心学”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人性论思想体系。概略地说，一是以“心即理”致思路线构建其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二是以“本心’’论证其人性为善，三是以“物欲，，和“资禀”观论证其具体人性的善恶和差异。     

"舍生取义"与"死伤勇"——兼论孟子"义"字的含义

在一个假想的伦理困境中,产生了对孟子对待死亡的态度及其"义"字理解的分歧.这一分歧实际上也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所无法避免的.不过,通过细致的分析以及对<孟子>文本的系统解读,我们发现这种分歧只是字面上的矛盾,而矛盾的化解却能发掘孟子学说的时代新意--从职业操守的角度来理解"义".这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的途径.     

关于“风骨”之我见

关于“风骨”之我见魏洪泉自《文心雕龙》问世之后，注释、研究者继踵，成果卓著。但对“风骨”二字的理解，历来分歧较大、解说不一。特别在六十年代，学术界对“风骨”内涵的论争尤为热烈，时至今日尚存论争余波，然而却未得出共识性的结论。故而笔者结合往昔论争的各家...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孟子》英译所涉及的字义问题和文化问题

本文旨在讨论翻译《孟子》时译者如何处理书中的术语、汉文化中特有的词语和历史人物。文章以理雅各和刘殿爵的译文为主要评论对象。     

论《汉学师承记》的“尊戴”思想

江藩是清代著名汉学家,在《汉学师承记》中,他第一次流露出划分乾嘉汉学为吴、皖两派的思想。章太炎认为江氏在此书中对戴震多有批判之辞,存在“扬吴抑戴”的倾向。然而,通过考察该著中戴震、洪榜、孔广森的传文、《经师经义目录》之内容以及其中围绕《孟子字义疏证》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汉学师承记》确然体现着江藩较为明显的“尊戴”思想。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代经学演化与屈原评价之纷争

在先秦留给汉代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部纯文学作品:北方的《诗经》与南国的《楚辞》。《诗经》为先儒所传的“六艺”之一,在经学昌盛的汉代,它理所当然地被奉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圭臬。而围绕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评价,却经历了一场几乎贯穿两汉的长期论争。论争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代表人物分别是司马迁、班固和王逸。汉人对屈原评价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在经学一统的特定背景下,汉代文学思想曲折发展的轨迹,成为汉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代文学创作和理论发生不小的影响。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两宋“孟子升格运动”过程中“非孟”思潮论析

两宋时期的思想界,兴起了一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在孔门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孟子》一书也由子书上升为经书,但与之同时也一直伴随着不容忽视的疑孟、辩孟乃至黜孟的“非孟”思潮。本文对“孟子升格运动”过程中的“非孟”思潮进行论析,认为“非盂”思潮出现的原因极为复杂,与当时学人的疑古思潮、政治态度、思想倾向都密切相关。     

“子”在《孟子》中的用法

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般的语法著作和语法研究者把“子”都解释为表尊敬之词。本文在考察了《孟子》全部代词及“子”的所有用例后发现，“子”在《孟子》中却无表尊之意。文章用充分的例句分析了“子”和“尔”、“汝”及“夫子”、“先生”在《孟子》中的不同用法，同时还就《孟子》和《论语》对“子”的用法进行了比较，从而说明“子”在《孟子》中是以一般的对称代词出现的     

《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辨析——兼论“理一分殊”提法的来源

本归纳了《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指出理学界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在儒学内部，是受了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鼓舞。由于“一本”“二本”也是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话语来源，本着重分析了两种提法之间的关系，指出程颐本之《孟子》提出“理一分殊”，实原出于赵岐的误读。     

理雅各《孝经》翻译研究——以训诂学为视角

理雅各《孝经》译本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训诂。理雅各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资料,在《孝经》翻译序言中,对《孝经》的历代注疏材料作了总结和梳理。在《孝经》正文翻译中,理雅各遵循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广参注疏,博引仓雅,使译文颇雅正忠实。这对于中国典籍外译是一个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