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派与清廷决裂时间辨析

本文通过对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矛盾演变过程的动态考察 ,认为立宪派对清廷经历了一个支持、失望到背弃的演变过程。由于双方在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的尖锐矛盾 ,国会请愿前 ,立宪派已决定 ,只有速开国会 ,才能继续与清廷合作。第三次请愿失败 ,按照请愿前的方针 ,立宪派决定与清廷分道扬镳。其后“皇族内阁”的出台 ,只不过加速了清廷的灭亡     

宣统朝督抚奏请阁会评议

清宣统年间，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方督抚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互相呼应，迫使清廷作出了设立内阁和提前召集国会的决定。督抚奏请阁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１．改革以图存，维护封建统治；２．拉拢士绅立宪派，稳固自己在地方的统治；３．对抗清廷的集权。就整体而言，督抚对阁会的态度有三种：坚持君主专制，反对设立内阁和国会的“反对派”；主张先设内阁，待机再开国会的“渐进派”；主张阁会同时成立的“并举派”。与立宪派的态度不同，督抚最终趋同于“主先立责任内阁，国会则暂署缓图。     

跨文化视域下文学经典传播的可能路径——以“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行榜为例

当《红楼梦》高居“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排行榜榜首,再一次证明了物质的富足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精神的浮躁和迷惘,但是一味抱怨或者漠视都不是解决经典传播困境的应有态度.我们这里借用“认知协商”和“文化转换”的理论术语,不完全等同于跨文化学者的原意,而是为了方便探讨异质文化——高雅(经典)文化和大众(快餐)文化彼此的自我救赎之路.按照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当众网友纷纷对“经典”吐槽,投射的恰恰是他们对经典文化不了解的紧张情绪,不过这却对重新认识经典提供了“认知协商”的可能空间;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转换”也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一种必然性策略选择.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论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不同视角

在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从权力视角到法律视角再到伦理视角.这种思路转换,对于认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具有方法论意义.在伦理关系的基点上建构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是走向未来服务型行政模式的基础.     

英汉关系从句的认知模式对比

英汉关系从句认知模式的对比在英汉句法结构转换的对比性研究中极具代表性。英汉语言思维的认知模式差异表现在英汉句法结构的认知差异上,则有“形合”和“意合”之分,反映在语言形态和结构上,则有“树型结构”与“竹型结构”的认知对比。不同的英汉认知模式影响着同一客观事实的语言逻辑的表达顺序,进而影响关系从句的句法结构的转换,即英语关系从句与汉语的偏正复合结构的定语转换关系和非定语转换关系。进而从认知心理反映的角度出发,对限制性定语和非限制定语的认知心理空间的影响进行阐述,以解决非定语转换的问题。     

跨文化传播:内涵错层与价值冲突

由于社会实践、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语言符号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可通约性”,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障碍。通过“中国方案”在14家国际主流媒体中的报道文本分析发现,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具体表现为两种:符号内涵的错层与价值观念的冲突。符号内涵的错层缘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因语境转换导致文化折扣,价值观念的冲突则源于认知转译与认知搭桥所造成的价值观念变换。     

外部绿色压力、环境承诺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绿色创新战略是制造企业应对外部绿色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构建了从外部绿色压力到环境承诺再到绿色创新战略的“认知-态度-行为”模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认知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就资源情景对环境承诺的态度强化作用进行了验证。通过对396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检验，证实了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行为决策由其对压力的认知反应及指向行为的态度决定，同时，表现为组织冗余的资源情景通过对环境承诺的强化来影响态度对行为的决定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认知-态度-行为”的认知决策机制不受企业成长阶段的影响。此外，相比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决策者对市场压力进行积极认知反应的意愿更为强烈。     

从《红楼梦》经典英译看译者修辞认知

翻译无不渗透着译者,既是读者又是译语表达者的修辞认知。从译者修辞认知入手,分析《红楼梦》三则性爱描写片断中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译本的英语译文。译者从源语到目的语转换过程中,有意识地在译文中融入了对原文自我个人主观的阅读认知,在译入语中呈现出为目的语的受众所接受的普遍再阅读认知。译者修辞认知在把握原著语言风格、再现译本翻译风格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中国近代女性人格范型的转换

在中国近代,伴随着女学的兴起与深入发展,女性人格范型经历了从戊戌时期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到辛亥时期的“女国民教育”,再到五四时期的“超贤妻良母主义”等一系列转换,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体现了不同时期精英分子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及先进女性自身的精神觉醒与人生追求。     

大学英语教育改革视域下师生认知的历时研究

文章以中国第一个《大学英语教学大纲》(1985/1986)的制定作为大学英语教学诞生的标志,将近30年的大学英语教育改革和实践依次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转型期,并分别探讨了各个时期的教师认知和学生认知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研究表明,师生认知经历了从“传授与接受”到“引导与自主”再到“共促与其进”的认知转向.当前中国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落实英语课堂实践中对师生认知的恰当定位、计划和实施,而教师的所思、所信、所为在课堂实践中的体现,与学习者国际视野的建立和拓展,以及可持续性终身学习能力的大小,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教师认知与学生认知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是否良性发展,将直接影响大学英语教育改革的成效,而师生认知特点的历时研究对于推进大学英语教育改革,无疑将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从独立到“左转”:徐铸成走向中国共产党的步履

从进入新闻职业领域一直到1948年前,徐铸成一直恪守“独身主义”和“超然于党派”之原则。1948年初,他却突然放弃其恪守的原则,开始了“左转”和走向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从表面看,这一转变似乎出于时局变化下的不得已,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徐铸成“左转”实为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选择;其“左转”表面看有点突然,但若放在其新闻生涯的整个过程来考察,放在其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认识与态度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其实并不突然,而是有一个认识和态度逐渐转变的过程。具体来说,徐铸成对国民党的认识与态度经历了从赞扬、拥护到不满、批评,再到失望、绝望的转变过程;对共产党的认识与态度经历了从敌视、误会到逐渐了解、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再到认识逐渐加深,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情感接受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徐铸成曾倡导和支持“第三条道路”,但随着“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他最终认识到,走向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既是他自己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选择“左转”、走向中国共产党。     

简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盛宣怀与清廷的关系

1900--1901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延的策略历经了默许安抚、“借团御侮”及对外求和的变化。而作为京官的盛宣怀并不严格执行这些政策,甚至阳奉阴违,这有悖于常理,让人对盛宣怀与清廷的关系产生思考。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盛宣怀维护清廷统治和所辖实业的观念贯彻始终。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盛氏的活动与清延政策之间先后历经了分离、对峙再到回归这样一个过程。     

“全球化”幻想——一种弥散于当代都市小说的文本性态度

文本性态度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们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的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尽管有很多人意识到“将书本上的东西照搬到现实是愚蠢的或灾难性的”,但文本性态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如今,这种文本性的态度正以“全球化”幻想为指归在当代中国都市小说中弥散,因而对其进行阐释、解读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知识界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认知与反应

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在重新解读民主的时代语境下,为俄国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能够快速进入知识界的舆论场域搭建起了舞台;借助报章杂志的舆论空间频繁刊载有关俄国革命的新闻通讯、观察游记和专著文论。各种报道、议论和评价无不彰显出中国知识界对俄国的态度与反应的变化;知识界眼中的俄国由“革命”到“俄乱”再到“革命”的形象转变,隐约透着一种国人“自我想象”的逻辑思绪。随着对俄国革命认知的不断深化,知识界逐渐凝聚出“联俄”、“友俄”的讨论主题,以及“学俄”的思想倾向。与此同时,知识界内部亦因对俄问题而渐显群体分化的迹象。     

“V＋A＋（一）点儿！”与“A＋V＋（一）点儿！”的语义内涵探析

现代汉语常用祈使句“A＋V＋（一）点儿！”（V代表单音节动词,A代表单音节形容词）表示说话者的态度和意愿,句式中的A常为表示数量范畴的形容词“多”和“少”;而其他语义范畴的形容词只能构成“V＋A＋（一）点儿！”的句式,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语言现象。而且后一种格式都可以转换为前一种格式,前一种格式一般不能转换为后一种格式。从认知语言学和汉语语法化的角度去探究其动因和机制,可以发现祈使句对语境的依赖性使得表达了数量范畴的“多”“少”使用的频率高,范围广,在人们的头脑中有深刻的认知基础,祈使句与数量范畴建立关联后是无标记项,同时“A＋V＋（一）点儿！”的语序结构也是保留了古代汉语中形容词用于动词前直接作状语的用法。     

汉语动宾结构"开+NP"的认知考察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开 NP”结构是一个以空间状态转换为基础的意象图式及其隐喻系统。通过隐喻的认知投射,“NP”的空间范围从物理空间层面拓展到时间层面、人体空间层面、社会空间层面、心理空间层面,“开 NP”结构由典型的“封闭开放图式”投射出了“隐蔽显现图式、不存在存在图式、静止运动图式”三种变体图式,进而形成了“开 NP”结构的范畴化系统。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徘徊于做“虚”和做“实”两个向度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路向,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方向的极端化错误定位.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践样态和内在价值决定了其改革的第三种路向应是建立在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功能限度”的正确认知基础上,拿捏其“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面相,实现从“两极”到“中间”的回归.     

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

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到文学与政治、甚至社会的“疏离”,再到文学与社会的“亲密”,其间自然携带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敞开着通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学与社会“疏离”的文学观时,“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应选择的态度”?“强调”本身是否蕴含着“遗漏”,并再次导向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社会批评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何在?基础伦理学是否可以构成文学批评的惟一伦理学?在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仅仅是某些“方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一种历史建构力?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学者,对上述及更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论清末五大臣出洋考政的社会影响

本文指出:清末五大臣在出洋考政归国后,所提出的仿行宪政的主张和方案,系统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上层部分人士对宪政的认识和谋划,从而推动了清廷“预备立宪”的实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不失为一种开明之举.但由于五大臣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皇朝“起衰救危”,因而他们的主张和方案得不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