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城隘口”与战国秦汉政局

以"方城隘口"为核心的"方城道"是古代重要的交通系统,自古就是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孔道;在中国内部东西对峙的形势下,还部分地决定当时中国的政局。秦崛起后,即经营"方城隘口",以图遏制楚国,并侧击韩、魏;秦末至西汉,其为关中防守体系的一部分;东汉时期,政治中心东移,又成为联系首都和西南地区的枢纽。但随着中国全局政治形势的变化,方城隘口和方城道的地位有所降低。     

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

以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作为考察对象 ,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 ,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 ;第二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 ;第三 ,先唐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对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经历了由“杂”到“纯” ,再由“纯”到“泛”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 ;通过对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描述 ,揭示出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艺文理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所区隔的发展取向。一种是从广义社会变革视角出发去透视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一种是从具体文学问题和文学变革视角出发去看待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前者我们称其为一般社会理性文学变革倾向,后者我们称其为艺文理性文学变革倾向。在中国文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蜕变的背景下,这两种文学变革倾向的相互纠结和绞缠一直都存在,肯定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中的艺文理性变革倾向,发掘其存在的必然机制,不仅对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文学认识有意义,也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格局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厨川白村与周作人文学史建构比较

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厨川白村和周作人都很注重文学史理论形态的建构,都偏向于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进程,而不是单纯地描述文学史现象;同时这种建构模式都有它的现实指向性。另外,文学史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历史的研究,必然要涉及治史思维。从文学史关注的倾向以及发展的进程来看,他们的治史思维有同也有异。     

文学史:现状、问题与思考

文学史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发展的某种不平衡性,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从20世纪初第一部文学史问世,到21世纪初琳琅满目的各类文学史的繁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其中所经历的曲折与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正在成为一种历史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学术背景下,无论是文学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关系,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索,比如文学史研究如何走近历史,灵性、悟性、文学性与文学史写作及教育的关系,文学史教学与文本阅读问题,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文学史格局,等等,而所有的思考与探索,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而不是相反。     

经济发展与战国秦汉之际法制建设的互动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战国时期的列国及秦汉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方面的立法尤为关键。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为传世文献所记载,在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也有丰富的史料,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财政管理方面的法规都有所建树,表现了战国秦汉之际国家较为成熟的经济管理职能。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     

机遇、思路与方法——文学史研究与课程教学的对应思考

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与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兴起于上世纪末叶的文学史研究热潮,不仅推动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更促发了革新文学史教学的呼声。在教学的总体原则上注意开放性与务实性的结合,在授课的思路方法上讲求全局性与偏重性的辩证,在具体问题的讲解分析上做到史料与论断的并重,不仅有助于革新文学史教学,而且有助于正确处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的关系,促成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以文学观念为逻辑前提,编写者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此外,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存在认识的局限,编写者应尽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和文学史自身的逻辑。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应注意做到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结合。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现代文学史观的“盛世”忧思

文学史观是人们对文学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它不仅与一个人的世界观紧密相关,而且还深受到社会心理和时代感受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时下影响较大的几种现代文学史观的分析,反思了“盛世心态”对它们的渗透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文学史的问题与反思

作为文学的历史性认识成果的文学史,始终面临着有限性的认识和选择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在文学史的对象选择、文学史中的历史性认识和文学史中文学的存在等问题中.     

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与检讨

台湾新文学史的叙述向来难摆脱民族、政治的纠葛，或以政治上的反共、解严为依据，或以文学思潮上的写实、现代、后现代为依据，或以文学社团的成立为依据。本文仅对目前可见的几种分期，加以描述，并略做检讨。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分期，不应该被简单划分为一个殖民统治时期，目前较普遍的一个分法，是将日据台湾新文学划分为三阶段，第三阶段从1937年中日进入战争前夕到日本战败的1945年，几乎没有异议。战后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各论者亦有不同的看法及理论依据，最为常见的是以十年为断的分期法。唯每一种主观的论述，各照一隅，互有得失，台湾近百年的新文学究竟该如何分期、如何叙述，有待于作进一步反思。     

文学史实的概念分析与文学史的范式反思

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把文学史实当作自明的、毋须验证的基础来对待,文学史料学和文学编年强化了这一观念。文学史实这个概念本身也使研究者认为文学史实是历史中存在的事实的集合。为了指出这种观念的根本局限,必须引入范式以转换视角。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是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史书写中形成了稳定的范式,文学史实也是此时锻造出来的概念,它恰好不是真的事实,而是在范式形成过程中塑造出来的理论观念。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引发对既有文学史范式的反思和重构。     

文学史视域中的“样板戏”分期

“样板戏”虽然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学事实,其发生起点却可以追溯到延安戏剧改革运动。在对“样板戏”这一文学事实实行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存在文本关系与跨文本关系两种角度的差异。从跨文本角度对“样板戏”进行分期,“样板戏”的历史演变可分为萌发期（1942年-1958年）、争持期（1959年-1963年）、定名期（1964年-1967年）与定本期（1968年-1976年）四个阶段。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

1961年3月,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以英语写成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前此,西方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古代文学,因此,夏志清这部深具前瞻性的著作出版后很受学界欢迎。1962年,著名汉学期刊T’oung Pao刊出普实克长篇书评,对夏著做了非常苛刻的批评。夏志清为文反驳,在同一刊物发表响应。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再加上一些个人意气,两人的争论非常激烈。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充满政治偏见,而力陈己方才是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守护者。然而,这次辩论的真正学术意义却不在此,而在于双方对文学史书写的态度和取向:夏志清以文学批评作为首要任务,而普实克则认为文学科学才是研究文学史的正道。事实上二人的理论各有渊源:普实克深受布拉格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夏志清论述背后则是新批评和利瓦伊斯伟大的传统观念。二人的辩论,牵涉文学定位和研究方法的思考;其不同的意见,对今天的文学研究或者文学史书写活动,实有其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