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之辨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对文化自觉的提倡很容易理解为一种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崇尚.在厘清“文化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文化立场、表现形态、思想旨趣三个方面辨识两者的异同,旨在探讨如何引导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走向民族文化自觉.     

论闻一多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与特征

闻一多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反西方现代文化的产物 ,民族历史、传统文化是其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和民族主义情绪表达的最有效的场景 ,是其民族主义张扬的核心内容。这种民族主义思想 ,一方面因缺乏历史批判意识而无补于本土文化的良性循环与新生 ;但另一方面 ,它因致力于“民族”、“国家”意识的启蒙而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与意义。到 194 0年代 ,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完成了由早期的以民族传统反抗西方现代文化向以西方现代文化透视、批判民族传统的转换 ,这种转换记录了特立独行的诗人痛苦的情感历程与思想探寻的真实轨迹。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辨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基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对“民族”和“民族主义”一直存在歧义.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政治概念,一种认为是文化概念.笔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既要从政治上界定,又要从文化上界定.只有这样,才会全面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     

试论苗族诗歌系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以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多样化和多层次结构。在与“中国文化”相对应的宏观意义上,各民族又组成了具有统一特征的“中华民族”。在这意义上,“民族”的概念标志着一种文化的现象,而并非自然的,即人种的现象。因此,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这样的统一框架内研究苗族,就属于文化人类学而非体质人类学范围,并且亦有别于在“世界文化”的框架内所进行的中西比较、中印比较等层次的研究。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台湾原住民的类别与族称述论

台湾原住民支系庞杂,族社众多。历史上台湾原住民类别的界定,以日据时期为界可分成两个阶段：一为明清时期的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性分类,分类者主要是民间士人与地方官吏,类别的结果缺乏系统性,随意性强,没有科学凭据;二为日据时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性分类,分类者是学有专长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类别的依据为语言、文化、体质等民族特征,学术意涵浓厚。台湾原住民的族称多是异文化视野下的“他称”,而非反映其自身认同与文化记忆的“自称”。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诗歌中的自我和他者——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

民族文化具有历史客观性 ,是文化认同的基石。但是 ,不存在“纯粹的本地生产的”民族文化。由于传统文化的遮蔽效应 ,少数民族诗歌在对民族文化“自足性”的连续展示和再现中削弱了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怎样处理诗歌中文化的自我和他者的问题 ,成了少数民族诗歌文化认同的关键。文化认同具有时间性 ,应该在自我和他者的复杂对话关系中树立“有意义的他者”观。而正确处理文化阐释权问题有利于避免跌入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潭     

论民族主义与《湘报》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主权”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归属,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其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民族主义话语中,作为“人民”的民众从历史“后台”向历史“舞台”前置,媒介作为国民的“养成所”,被置于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的中心地位。在人民主权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湘报》报人提出了“报为民史”的传媒属性观、“开启民智”的媒介功能观与“志士精神”的新闻伦理观,推动了湖南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湘报》所建构的新闻思想,既接受了“民权”等现代价值观念,又具有儒教的道德激情,其对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郭廷以史学研究综述

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始人,一生著述颜丰.中国学术界对他的生平活动和学术贡献,特别是他在边疆史、台湾史、太平天国史、中国近代化等领域研究成果有所论述,还探讨了他的“通史”观念、“国民革命”和文化史观、史料整理与运用、史学思想与方法等.尽管如此,在史料征引、研究内容与研究角度等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拓展空间.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

本期在孙中山的研究方面刊登了彭树智教授的《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一文,此文与上期发表的张岂之教授的《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文虽然探讨的角度不同,但人们不难从中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本文是作者近著《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的一章,主要研究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亚洲民族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作者从世界历史一体化的宏观史学角度,考察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征,比较了它同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它对苏加诺主义的影响,认为它以“革命民主型”的风貌而置身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之林。孙中山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革命民主型”的风貌,在于孙中山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的“与时俱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于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同时,也在于他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的“大亚洲主义”就是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对“西欧中心”和“世界主义”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观,与整个民族主义融为一体,超过了同时代亚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水平。     

李约瑟：伟大的建桥者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叙述以及提出“李约瑟难题”都未必是李约瑟学术工作的最后归宿,他最为关注的是在东西方之间“架桥”。李约瑟这种架桥、沟通工作和毫无偏见的探究,是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难题”的钥匙。作为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者,一个沟通中西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为中西方的“建桥”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远远超出了科技史意义,而具有了强烈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意义。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

对“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罗家伦的地位毋庸置疑。他留欧时受好友影响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初步确立近代中国历史的时限和主题，强调史料搜集是著述科学“近代中国通史”的基础，希望借此贡献中国学术。回国后更是积极宣传提倡，尝试为近代中国史料整理提供纲领性指导，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史料搜集整理提倡与著述难于下笔的对立，也反映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真实贡献，以及彼时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认识。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及其意义

在综合考量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对科学文化的研究之后,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旨在弥合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隔阂,阐释他们在科学文化发生、发展、塑造中的共同作用.科学文化共同体以“科学文化”为根本性质,具有多重结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维系.对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文化学观照,既是对现代科学史研究作深广拓展的一种尝试,也将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一定启示.     

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     

"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193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8月4日至8日在四川成都召开。该会是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继2004年7月在宁夏银川成功主办“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举行的又一次以“年代”为论域的学术讨论会。将“年代”视野引入近代中国的研究视域,是两家单位拟主办的系列学术讨论会的创新设想,其初衷是希望以“年代”替代“事件”作大致的分期,通过探讨较长时段内的历史演变,以利于政治、经济、军…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     

论《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

<尤利西斯>是一部现代主义的鸿篇巨制,也是关于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民族史诗,其中充满了乔伊斯关于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之间关系的真知灼见.在对爱尔兰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书写中,对中国文化的书写是支离破碎的,但含义也是最深刻的.<尤利西斯>再现了小说人物在外貌、饮食、特质、宗教、语言、道德等方面对中国形象的扭曲、误解和妖魔化,表现了这种定式化思维背后不同的动机和相同的危害性.当然,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书写这种对中国的定式化印象的目的是揭露殖民主义文化和民族主义文化对他文化的"他者化"的手法、目的和危害,并展示殖民主义文化和民族主义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对普通民众所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从而达到批判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目的.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及其特征探

文明久远的亚非民族,在民族发展和交往中产生了早期的民族意识.而现代意义的"东方民族主义"是在反帝、反殖,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中产生发展,它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启发又具有自身的特点.中外一些学者对东方民族主义的独特内涵有过论述.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发展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表现出几个方面的独特个性:被动应对性、民族文化认同性和错综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