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流动前后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变化;并利用调查所得到的城镇户籍人口生育观念信息,比较分析了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表明,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减少,生育数量偏好与城镇户籍人口无显著差异;理想子女性别偏好观念有所弱化,但仍强于城镇户籍人口;农村流动人口初育年龄推迟,初育间隔缩短,一胎与二胎生育间隔延长,但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男孩偏好行为的改变滞后于观念的变化。     

乡城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经济分析

乡城人口流动是我国目前最活跃的人口现象之一,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人口本身的生育行为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乡城人口流动中经济变量变动对生育行为所产生的一定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孩子的价格、成本、效用及其家庭收入等经济变量的变动都会导致乡城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     

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初育间隔与人口控制——来自厦门流动人口家庭问卷调查的启示

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控制对于人口规模与结构的控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育时间的选择作为影响流动人口生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体现在对各孩次生育间隔的控制上。本文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主要对厦门市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初育间隔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和检验,并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对流动人口控制问题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的暂时性回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是其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在迄今的相关研究中长期遭到忽视.本文基于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及对福建省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流动经历和过程问卷调查数据,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下揭示了流动人口暂时性回流的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近三成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有过暂时性回流行为,且结婚、 生养孩子等人生阶段性目标为其回流的主要原因;(2)半数以上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行为发生在首次城市流动和首次职业流动之后;(3)婚姻、 生育、 就业变动等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对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性别差异上看,女性流动人口的暂时性回流整体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高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受到婚姻、 家庭子女数量等因素的影响,生命历程对女性的暂时性回流行为更具解释力.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     

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

采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组织调查的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上海部分进行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间隔的分析,研究发现流动确实延迟了初婚年龄、一胎二胎三胎的生育年龄,延长了一胎二胎三胎的生育间隔,证明了中断理论的存在。 Cox回归实证结果显示上一胎生育地为流出地的育龄妇女下一胎在流入地的生育间隔将会被延长。这主要是因为迁移人口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疲劳和不安定的状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负担使他们无暇顾及或者不愿意在此阶段生孩子,从而干扰了妇女的生育行为。     

结构方程模型在妇女生育行为研究中的应用:以深圳市为例

本文利用“深圳市龙岗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状况”调查数据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对深圳流动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 ,克服了传统统计方法无法处理自变量测量误差的局限性。研究结果表明 ,对生育行为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生育意愿。经济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双向的 ,一方面经济水平的提高可以产生孩子质量 -数量替代效应 ;另一方面在生育意愿没有改变前 ,经济水平提高对生育行为也会有促进作用。最后 ,提出了结构方程模型在生育行为研究和计划生育实践的应用前景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中既存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悖离的一面又有一致的一面,在4个维度上均有所表现,在时间、间隔和性别上二者更多的表现为悖离,在数量上更多的表现为一致。研究还发现,年龄、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角色、已有孩子的性别结构等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悖离有显著影响。     

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分析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现状的分析,利用“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调查数据,透过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了解和认同情况两个影响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分析了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发展趋势,探析广州市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成因,并提出控制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的对策。     

流动妇女生育孕娩地安排及影响因素研究

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不确定,提高了生育时的健康风险,同时给人口流入流出地生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供给和配置工作带来挑战.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抽样调查数据,对流动妇女孕娩地安排情况进行了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夫妇自身因素、家庭收支及社会保险情况对孕娩地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流动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影响因素存在巨大差异,第二孩次以上生育时孕娩地选择存在惯性,明显受前一次选择的影响.户籍制度改革、保险跨区结算及加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高流动人口发展质量及社会融合能力,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流动妇女生育时孕娩地的选择困境.     

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分析

家庭流动会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和区域差异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家庭化存在区域差异,部分流动人口家庭是通过在流入地生育孩子组成。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给流入地和流出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客观地看待。     

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概念和指标体系研究

文章阐述了流动老人社会融合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建构该概念的测量指标体系。流动老人兼具老年和流动的双重特征，使得老年社会学和流动人口两种研究视角交织在一条轨道上来理解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内涵。流动老人社会融合是指流动老人在流入地通过自我应对，尤其是社会支持等途径，消减遭受社会排斥的风险，建立起与其生活空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从而满足各种老年生活基本需要，实现生活质量提高的状态。从流动老人所处生活空间的角度分析，流动老人社会融合包括心理认同、家庭融洽、社区融合、区域适应、制度包融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若干代表性指标。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

本文采用2014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年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2014年高出26％.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流入地地域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Oaxaca分解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63.67...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广东流动人口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调查流动人口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现状．分析影响该人群性和生殖健康水平以及他们在获取生殖健康服务方面所遇到的障碍。研究提示流动人口婚前性行为相当活跃,婚外性行为相对自由,性满意度较高,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多,存在一定程度的强迫性行和性压抑。     

广州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变化分析

广州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也是“珠三角”外来人口的主要流入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州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规模高达476．0万人,占广州市人口总量的37．47％。而且,通过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对比发现,广州市非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地区分布、家庭户比重、行业及职业构成等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非户籍常住人口构成的这些变化,对广州市的外来人口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提出了新要求。     

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也在不断加快,而现行户籍制度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山市率先在全国进行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改革,通过积分寻找一套新的标准作为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户的根据,为解构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务实的探索。本文正是基于积分制申请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对申请人员访谈的基础上,对积分制的实施情况进行客观总结,并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建议。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

本文根据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结构、分布、经济状况和居住状况等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家庭化的趋势明显;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原因;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流动人口的流动渠道和实现就业的渠道具有“非正规”的特性;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但在进城后流动劳动力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另外,本文也探讨了在京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居住条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我国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普遍化趋势增强,经济因素仍然是主要的流动原因,“中长期”流动不断增加．跨省流动人口比重提高,三大区域流动人口比重发生不同变化,年龄构成仍显成年化,性别构成均衡化受到挑战,女性流动人口自主化增强,流动人口家庭化特征明显,平均受教育程度已超过义务教育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