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宋书录》看董史的书法史观及书学思想

董史的《皇宋书录》,作为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体现了董史的“崇帝王、重四家、轻其他书家”的宋代大书法史观和“书因人贵”与“因人废书”的书学思想；书中还记录了释家书法及女书家,具有重要的书法史研究价值.     

历史、时代与书法

熟悉中国书法史的人,大概都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书法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并不是循着一种美的风格特色直线前进的,而是用不同的风格特色竖立起自己的历史丰碑的。如人们所公认的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元书尚姿、明书尚态、清书尚势等。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自晋代至清代的真正美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也就是“韵”、“法”、“意”、“姿”、“态”、“势”这些不同类型的书法美之表现形态的渐     

浅谈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的关系

浅谈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的关系韦自强书画相通，寓书法于画法之中，在我国书画史上由来已久。历代画家、书家论述很多，如元代维祯说：“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画一耳。士大夫者必工书，其画法必书法所在”。①清代董在他的《养素居画学钩深》中谈到：“书成而学画，则...     

论书法创作与兴会

书法创作是一项复杂而又微妙的创造性劳动，它不仅要求书家在德、识、学、艺诸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而且还需要兴会灵感。“艺事必借兴会，乃得淋漓尽致，催租之罢，时或憾之。”“无精神者，书虽可观，不能耐久索玩；无兴会者，字体虽佳，仅称字匠。”因此，正确认识兴会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和规律，从而自觉地养兴，是保证创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六书是书法而不是造字法

六书是书法而不是造字法。把六书看作书法不仅合乎中国书史发展的实际,而且也符合汉文字发展的历史。从这样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六书即造字法”说的理论框架中某些百思不解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论普特南关于事实-价值、主观-客观的“辩证法”

普特南从两个方面入手批判了传统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法:一是论证事实判断中蕴含价值内容,二是论证价值包含事实内容以及客观性.在论证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普特南在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之间极力要表达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可以发现普特南在这两个方面的两个端点,即相对与绝对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努力.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普特南哲学的“辩证”特征.     

金农写经体楷书、楷隶及相关问题

清代金农写经体楷书和楷隶是金农书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碑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金农在四十七岁至七十岁之间形成的写经体楷书和楷隶书风,取法无名氏的宋代写经体楷书,与其隶书取法《华山碑》一样,注重“非经典”书风的汲取,这正是清代碑学发展的鲜明特征。金农写经体楷书有“写意”和“工稳”之分,楷隶有“肥笔”和“瘦笔”之分,厘清了金农楷书书风的基本形态。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分类问题可从金农楷书书风之变进行讨论,除晋楷、魏楷、唐楷之外,写经体是碑学兴起后书家楷书取法的重要来源,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当代中国对日本书法之引进、融汇与扬弃

几千年以来 ,中国书法对日本是作为母体与“根”而存在的。只有日本不断地向中国书法学习、汲取 ,却不曾有过作为“母亲”的中国书法逆向地向日本书法这个支脉进行取法的历史现象。但在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投降的这两大历史时期 ,日本书法依靠来自西方的冲击与激发 ,开始摆脱作为中国书法从属地位的处境 ,走向了独立自主的新的体格 ,而身处贫穷落后的清末民初与封闭保守的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书法 ,却以不同方式开始了对日本书法的逆向回输。本文对近百年来中国书法对日本的逆向回输的基本事实以及其内容、方法、结果进行了大致的排比 ,对60年代和80年代以后这两个重要时期的书法交流活动进行了梳理与归纳 ,并通过理论上的从译介到比较研究和创作上的从模仿到生态超越这两个课题的设立 ,最终勾画出近百年中国书法与日本书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     

书法

朱连城朱连城，男，汉族，字冀夫，河北景县人．1930年生，青海省地勘局离休干部，．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中国地质书法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青海省老干部书画学会副主席，青海省老干部大学书法教授其书法作品尊崇传统而不泥古，追求清秀典雅而又不失劲健挺拔。笔到法随，寓规整庄重中见俊逸潇洒，近年来，其行草书作在第二届亚洲书法韩、日、中书艺交流展中入选，在首届中国老年书法展中获三等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书画展中获铜奖，在书法报举办的“圣茵杯”黄鹤奖书法篆刻大赛中获优秀奖，在“中华颂”全国老少文学艺术大赛中获一等奖，部分作品被有关单位收藏或编入专集.     

古人书法观所反映的伦理思想

书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有了实用与艺术的分野。对于书法,有人以“翼卫教经”功用性作为书法的本质,将书统作为书法的根本属性并排斥书法的艺术性,也有人更看重书法的艺术性。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反映了儒家文艺教化的观点和儒家如何“成人”的伦理思想。在当今社会,书法因为其实用性的减弱,艺术性的功能在“成人”方面的作用得以加强。     

《龙城石刻》应是柳宗元手迹

《龙城石刻》又称“剑铭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真伪争论不休。从石刻内容、书体风格、书家个性及其流传过程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龙城石刻》都不是宋人伪作,而应是柳宗元手迹。     

略谈书法欣赏

书法欣赏是指欣赏者对书法作品作出的审美再创造。书法欣赏的过程是欣赏者通过书法的“形象”去认识、感悟作者的创作意图、审美情趣以及作品意境的一种思维活动。人们通过书法欣赏,能净化心灵,获得美的享受;学书者也可以开拓眼界,从别人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从而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     

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就汉字而论字体,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指文字的形体;二指书写的字体;三指书法家的字体。这三种意义互有关联但各有分别。就文字的形体讲,只須分为正草二体。就书写的字体讲,一般又分为正草隶篆四体,或真行草隶篆五体。就书法家的字体讲,那是指各家书法的风格,可以分得很多,最流行的如颜体、柳体、欧体、赵体之类便是。由于有分别,所以要说明我们所讲的是文字的形体;由于有关联,所以我们又可以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不过,所谓“书法”,是指实用性的书写说的,并不完全指艺术性的法书,所以文字的形体可以和书写的字体有关系;而和书法家的字体就不生干涉。因此,所谓演变,也即是由篆而隶,由隶而楷这些字体演变的过程,而不是指书法家法书的渊源和影响。     

“被XX”现象的模因论阐释

与传统“被”字句不同,近两年蹿红网络的“被XX”现象中,“XX”部分可以是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名词、形容词,甚至是英文字母、单词缩写或音译。“被XX”模因因子是典型的表现型模因,在外形保持统一的基础上,变换“XX”部分的内容来表达不同的意思,通过互联网这一强有力的媒介迅速感染宿主,进入宿主记忆并得以复制与传播。     

论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关系 

认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并不正确。在诉讼中，证据并不就是事实。而事实并不是人。证据作为在诉讼中证明待证事实的根据，必须有物质形态，能够为人们去收集并向裁判者举示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诉讼中的证据与事实，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是证据的内容，而证据是事实的载体，“人证与物证”是证据的存在形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并不是证据，而是证据中蕴含的证据事实。证据并不就是事实，但证据必须蕴含事实。     

邓派书法形成的时代背景

清代在中国书法艺术上,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尽变自唐迄明一脉相承的帖学书风,开辟了碑学风气,形成碑学帖学两大书派并峙的局面。此间,完白山人邓石如是开碑学先河的一位功臣,前人谓完白山人书,如“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如佛法之大鉴,儒家之紫阳”。邓氏一生的书法实践,雄辩地说明他摆脱帖学,另辟蹊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了瑰宝,使后世书家走上了一条新的碑学道路。     

胡适手书溯源与书写定位

胡适写字的启蒙老师是父亲胡传,不仅胡适最初的写字是胡传教的,而且其手写的《学为人诗》《原学》是胡适的启蒙教材。胡适的写字,除了受父亲以及学校的习字课训练影响以外,还受欧阳询和薛稷影响较深,少年时曾临习过《化度寺碑》《信行禅师碑》二帖。胡适在书写上严格地遵循传统知识分子习字的方式训练,具有“童子功”。胡适的字不属于“碑派”,而是“二王”脉络,属于明清知识分子追求的“趣味”风格,典雅、趣味、个性张扬,逾规,“法度”不严。胡适无意书法和书家,但他的书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胡适称得上是书法家,只是他不是那种充分学习前人而博采众长的书法家,也不是那种书体丰富多样,多变的书法家。胡适的手书以正字为主,但日记和草稿中很多字很潦草,属于自创“草书”。     

论书卷气的文化内涵

所谓“书卷气”,是书家的文化性格在书法创作中艺术化的折射,其中含有社会信仰、伦理原则、美学风范等层面的内容。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卷气”具有不同的内涵。以恋古心态看待“书卷气”只能使之面临被遗弃的尴尬,而完全将“书卷气”视为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的古典原则,无疑又会造成现代书法文化意蕴的缺失。     

苏轼的书法艺术观

苏轼的书法艺术观中,其核心是尚“意”,高扬主体精神,在对唐人书法反叛的同时,建立起了自己的书法审美艺术体系。通过对苏轼书法艺术观的分析,可以发现他要求摆脱束缚、自由挥洒的主体精神,追求真实自然的文学艺术观念。他还提倡“技道两进”的书学观,对书写工具也非常重视,具有辩证的思想。     

英汉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

在体育竞赛的解说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诸如“黑马”、“板凳队员”等这样的词语。凭我们的语感，我们便可以判断这些都不是汉语里固有的词汇。的确，它们都不是汉语里固有的，而是从英语中直译过来的。“黑马”并非指黑色的马，而是来自英语的darkhorse，即“实力不为人所知但意外获胜的赛马或参赛人”。“板凳队员”来自美国口语“benchwarmer”，指的是“（难得有机会上场的）替补队员”。这些词之所以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是语言接触（languagecontact）的结果。英汉两种语言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语言接触现象。二者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