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实践中的原生态把握与主观性追求

真实的文学史依赖于文学史家们对文学史存留物的理解来复现,所以,文学史便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文学史实践.后人对文学史的种种诠释与复现的努力,必然表达着文学史家们的种种理解,在这种种"理解"之中,便形成了对文学史的"主观性"追求与原生态把握之间的矛盾.在我国新时期的文学史实践中所出现的对主观性过分张扬的倾向必然会丧失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同时也丧失文学史的"文学"性,从而陷入"主观性"的泥淖.如何走出"主观性"的迷雾,我认为关键是应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因为文学史实践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史学.     

当代文学史中的"非主流"文学

当代文学史著中对于20世纪50-70年代"非主流"文学的关注折射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重新激活当代的某些文学事实,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图景,对于重新"返回"历史情境,深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起到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留下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诸如某些作品在写作时间认定上的问题、有关文本阐释空间的问题、对"非主流"文学本质化的理解以及进一步厘清各种复杂的文学史概念的问题等.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     

文学史编排上的尴尬

文学史编排既要照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又要科学,这是它的尴尬所在。以时间为纲可使编排科学,却易流于抽象;以流派为纲可揭示对象的性质,却往往失之精准。此外,史家常把作家作为子项置于编年文学或流派文学等母项下,有时虽然便于读者在总体上把握某些作家,母项却常常不能完全涵盖子项。另外,编排时没有依据统一的标准也常导致结构上的混乱。为克服这些问题,分类时依据的标准要统一,编排时可依据时间与流派统一的标准,而且,在时间或流派的大框架下,应将作品而非作家作为进一步分类的对象。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     

文学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在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条块式体例数量最众,但是,过多史著偏爱一种体例,是造成当代文学史给人"相似"、"雷同"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年后,一部分文学史家有效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强调文学史的体例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未来的当代文学史体例创新,需要在立足本体需要的基础上,从古代史著中吸收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等体例的成熟经验,编纂编年体史著,发展描述型文学史,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多元发展目标.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状

本文认为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都属于综合性文学史,前者一般由割截后者而成,但却比后者具有更强的专业性,能更多更深地反映文学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文章回溯了唐代文学史研究发展演变的历史,并通过对近年出版的五部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学史著作的评述,阐述了断代文学史的基本性质、学术要求和它们所可能具备的特色.     

从雷纳·韦勒克的文学史观看中国的文学史研究

雷纳.韦勒克是文学史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渊博学者,他的诸种著述都体现出了其对于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透彻研究,从而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观念演进与书写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为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性——《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前言

新疆是一个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大省(区),它的文学具有全国不多见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和多语种的典型意义。编写出一部新疆当代多民族的文学史,为新疆这片辽阔的疆域填上鲜明的文学色彩,也就为弥补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整体性的缺失、为最后描绘完整的一幅中国文学大地图作出贡献了。     

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

我国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上受西方影响太大,而顾及中国文学的实际不够;二是客观叙述不够,议论、阐释、评析太多,未尽可能地还原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三是在元、明、清文学的编排上反映出明显的重小说、戏曲,轻诗、文、词、赋的倾向,背离了元、明、清文学仍以诗文为主体的基本事实。     

“破坏性重述“:胡适新的文学史观的构筑

将中国文学按表现工具分成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与正统的僵化的死文学,这一文学史理论假说,是胡适文学史研究的主要贡献。胡适提出新文学的来源皆在民间,打击了贵族文学与传统思想。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中的“破坏性重述”,思路新奇,见解独到,框架体例别致,但也存在着许多空疏与偏颇。     

"文艺学"学科现代发展脉络的梳理——有关学术史相关研究著作的评价

对近年来“文艺学”学术史研究著作进行一番总体评价,以反映这些年来“文艺学”研究的新的动态和进展。在这些分析中可以发现现代“文艺学”发展的一些脉络,找出今后研究发展需要努力的地方。     

口述史学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口述史学的引入,推动了当代中国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丰富了国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突出了其学术性特征,带动了其他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并使当代中国史研究更趋于社会化、民主化。但是,口述史学方法存在的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其在当代中国史中的运用与发展。因此,研究者应积极采用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同时又要认真研究,努力避免口述史学自身所存在的弊端,促进口述史学方法在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推广。     

方国瑜和南诏大理史研究

作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奠基者 ,方国瑜先生在诸多学术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本文以对方先生南诏大理史研究成果的研读为基础 ,从南诏大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历史地理问题、若干重要论述、方国瑜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四个方面 ,对方国瑜先生在南诏大理史研究中所作出的贡献给予述评。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

方修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史的著述、《马华新文学大系》的导言以及新社编选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导论等都是以现实主义文学史观观照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偏颇之处在所难免,因而有必要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作一回顾与反思。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晚明嘉定著名文人李流芳论诗以情性为本位,重视诗歌艺术形式的功能价值,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其主情论诗学思想的主体.基于此,他还提出了"各成其一家"、"画会之诗总不似"等诗学见解.在与公安派、竟陵派人物交游的背景下,李流芳论诗既与公安、竞陵相类,又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明代诗学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纠补了二派诗学的缺失,由此显示出不激不偏而又特立鲜明的诗学立场及人格范型,这便是李流芳诗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史意义之所在.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文学评论既指文学的“评”,也指文学的“论”,这是驱动文学发展的双翼。中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于近代。近代文论的改良主义主张致力于“言文合一”的新文体的推进,其目的在于以文“觉民”。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工具革命深入到人的文学的提倡。革命文学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转向,四十年代是革命文学的广泛实践、理论也趋于完备的时期。工农兵文艺是革命文艺的继续,它完成了文学的一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