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关于当前文学史观念的一种思考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源于对历史形成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思维模式的不满。当前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整合与转型意味着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狭隘、封闭的“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 ,确立文学史写作的现代理性精神 ,从而在新的历史视野中建构文学史的新结构、新形态。     

走出思维的误区

在我国文学史的治学领域中，不知始于何时便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左右着。文学革命初期把国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写实文学与古典文学、社会文学与山林文学两两对峙，”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阐释的民间生动的“活”文学与御用文人制作的“死”文学壁垒分明，闻一多在《战后文艺的道路》一文说的统治阶级文学与被统治阶级文学径渭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文学系统与非革命文学系统的排列分类，无不徘徊着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识这一幽灵。在世纪之交，当我们重新考察中国20世纪新文学的产生、构成、形态、品位、形式、倾…     

论二元对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阶级论文学史观 ( 50至 70年代 ) ,现代性文学史观 ( 80、 90年代 )进行了辨析。重点分析了现代性文学史观的局限性 ,探讨了文学史观念二元对立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相融性 ,阐述了二元对立文学史观形成的原因     

走出实践美学二元对立思维的误区--兼与易中天、杨春时商榷

“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虽然对“旧实践美学”有所改进和发展 ,但是“现实的实践性”和“生存的超越性”的对立表明他们仍然没有走出实践美学二元对立思维的误区。“超越美学”的提出 ,既是对实践美学陈旧思维方式的批判 ,同时也在探索超越性的二元思维和多元思维的思维方法基础上 ,从存在论角度切入美学研究。超越美学摒弃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把审美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之一 ,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地把审美置于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的和谐层面上加以阐述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中国艺术美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讨论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框架,是21世纪中国艺术美学创新的基本问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上,我国出现了后二元对立和前二元对立两种超越模式,后一种超越模式主要源于海德格尔终极构成的境域论思路。按照这种划分,我国学者过去讨论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天人合一基本思路仍然属于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加以整合的后二元对立框架,尚未达到在二元对立发生之先敞开的前二元对立的境域论高度。其实,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探讨的恰恰可能是前二元对立的世界,所以,海德格尔的前二元对立思想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基本思想具有会通之处,这种会通探索拉开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当代转换的深层帷幕。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超越二元对立创建辩证和谐

“主客二分”不等于二元对立,也不能因为辩证思维承认矛盾的对立而将之说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辩证思维承认矛盾的对立,也认识到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谐统一。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创造了彻底解决和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又开创了辩证和谐发展的大时代。     

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与辩证思维

主客二分并非二元对立,辩证思维也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差异、矛盾的不同形式、“杂多”与“对立”的本质差别、矛盾的对立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以及解决矛盾对立的观念、态度、方式、方法等四个方面,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都有着本质的差别。     

后退式写作:文学通史格局中的现代文学

把“现代文学”放在文学通史的视野中看 ,其最根本、最能彪炳史册的 ,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起源阶段。“文学”这一思想形式的发生 ,和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转型和结构调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最具文学史意义的是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俗”文学的历史性复权。这是民族政治的产物。它不仅把一种文类推向前台 ,还作为内在驱动力对这一文类产生总体性和规范性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主体与世界之间的分裂性关系形式 ,使现代作家把握现实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法则。这种认知方式成为现代文学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表现范式。     

时空二元对立与区域文化视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种以空间观为立论基点的批评范型,其指归在于对80年代的线性文学史叙事予以质疑和批驳。相互冲突的这两种文学史观虽然理论资源、价值立场都大相径庭,但是却具有相同的思维特性,即均从时/空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阐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学术转向的这一关节点,研究者须从当下的主导性文化语境中超拔出来,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寻求开启崭新研究路向的契机。     

文艺批评不可缺少历史的批评

文艺批评的历史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忽视文艺批评的历史方面恐怕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难以企及19世纪俄国伟大文艺批评家的精神境界的重要原因。那种忽视文艺批评的历史方面的倾向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家世界观的矛盾所造成的。有些文艺批评家的世界观的矛盾则是中国当代历史碎片化的产物。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 ——论李洁非散文

学者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学者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学者和散文研究专家陆续已对学者散文做过精准的定义和研究。学者的学识和涵养,都会令学者写作散文能够在散文文体和散文艺术本性上更加孜孜以求。学者散文即便表面上看似无法可依、率性自由,骨子里其实对散文的样式、文体、边界等方面都有着自觉不自觉的艺术追求。学者作为知识分子,如果能将知识者的精神追求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就自然会拓宽当代散文写作样式、文体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李洁非以“文人散文·漂泊者·阅读史与写作史”“批评家随笔:一个人的文学史与批评史”“自由无碍散文观与‘袖手清谈’‘豆腐滋味’”的学者、批评家和文人散文创作心态与写作理念,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以钱中文为个案

钱中文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个案.一方面,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巴赫金接受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他有着将巴赫金理论应用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强烈愿望.本文沿着钱中文接受巴赫金的历史线索,描述了他对复调小说理论由接受到对话的倡导过程,借此展开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复杂层面,剖析其中的接受史问题.     

敞开与遮蔽：文学史叙述方法及其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洪子诚史著以新的叙史模型重构当代文学场景和演进轨迹,拓新了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叙述空间。但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当代文学”内涵的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悄然转化,导致了“洪史”前后叙史深度和风格上的较大差异;以“一体化“作为文学史观和叙史情节结构缺乏足够的统摄力,对复杂的文学历史场景造成了一定遮蔽。洪史代表了一种在学界具有新的普遍意义的叙史理念、叙史方法,对它的剖析有助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叙述的深入。     

中国问题:文艺学研究的当代性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时代精神、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学艺术也不断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文艺学正是在对现时代文学艺术变化和文学理论自身的双重反思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近些年来,文学创作日益呈现出边缘化和多样化的局面,而文学理论则在各种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不断 "越界"、"扩容"。如何认识文学创作在人类精神文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认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及其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有鉴于此,2005年10月在中南大学举行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三位长期从事文艺学研究的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特别结合自己从事文艺学研究和参与文学理论重大问题讨论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49年后沈从文书信的文学与精神意义

一般认为,1949后沈从文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但通过对他这一阶段的书信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些书信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重要地位:譬如其对“人事”之外的“天地”的注意,对“事功”之外的“有情”的强调,以及显示出的作家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的那种沉静达观的态度,不但在那一特殊年代有独特的意义,更显示出他的文学气象浑厚开阔的一面———而这一面经常被忽视或误解。     

《文心雕龙》为当代文艺学提供了什么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引人注目的文论"元典",《文心雕龙》自然受到当代文艺学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关注又主要限于观点的征引和阐发,而很少对《文心雕龙》作一种文艺学范式的完整把握,这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艺学的现状。从总体上来说,《文心雕龙》至少形成独具特色的六大文艺观念:一是以心学和美学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观念,二是以体裁分类和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文体观念,三是从具体作品考察出发的作品观念,四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写作观念,五是着眼历史发展的文学史观念,六是着眼人文背景的文化观念。因此,《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资料,而且还从文艺学的整体观念架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中国文学实践的文艺学范式,从而可为当代文艺学提供整体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