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价值的理性建构——兼论当前伦理学科的发展

道德价值是道德本质的真正体现,对于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具有根本性和终极性的意义。现代伦理学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于道德价值的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伦理学的发展与社会道德的进步。建构起公正与幸福的道德价值,可以生成内在的激励机制,促进个体道德的提升、增强规范伦理的有效性,可以促成元伦理、规范伦理、美德伦理的统一。人类为实现幸福的公正而制定的规范才是真正的道德规范,人类为实现公正的幸福而完善的德性才是真正的美德。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对"伦理"和"道德"的概念辨析,不是出于思辨哲学的形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标志着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诸历史哲学形态.孔子开辟的道德强势话语下伦理优先的"中国传统",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理智的德性"高于"伦理的德性"的"西方传统",都经历了历史哲学的三期辩证发展,它们在现代都遭遇到伦理与道德的深刻矛盾.与西方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不同,伦理-道德悖论、伦理-道德二元对峙,是这一矛盾的中国形态.它表明,中国道德哲学与道德文明已走到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其历史哲学前景既不是传统性的"合",也不是现代性的"分",而是伦理-道德生态的辩证建构.伦理-道德生态,是其历史哲学的现代中国形态.     

论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公正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美德的充分彰显和具体体现，它使有序的社会伦理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道德自身“利益”实现的必要条件。道德回报之道德既是现实性道德与理想性道德的统一，也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回报之回报包括“对道德的内在回报”和“对道德主体的外在回报”两个方面。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有赖于政府的道德化，并主要通过对行政人员的“赏善罚恶”实现政府对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供给。     

阿格妮丝·赫勒的“个性道德”内涵解析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伦理规则的进一步细化,阿格妮丝.赫勒在其道德理论中所诉求的个性道德这一词汇需要被进一步解析。厘清个性道德含义以及个性道德与道德个性、特性道德、道德相对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上可以厘清和深化道德中的各个概念,实践上对于现代人如何生存以及怎样生存提供了引导,使现代人避免走入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重构道德主体的自治:公民道德教育范式变革的实效向度——以湖州市德清县“民间道德奖”为例

当下,主体指向的"缺位"导致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不高。本文以湖州市德清县"民间道德奖"为个案,提出了用"身边的教材"为主体自治提供"草根"榜样,彰显"凡人善举"为主体自治建构民间舆论场,政策保障为主体自治的畅通道德服务途径,政府职能道德化为主体自治提供伦理资源等公民道德建设的主体自治路径,以促使公民道德与转型期的社会秩序要求相契合。     

构建现代道德维系机制:道德建设的另一条路向

当前中国学界对道德建设问题的思考,大致有五条路向,即道德规范体系建设路向、道德建设的法律制度化路向、“个人美德”的诉求路向、道德建设的信仰致思路向和在道德与政治的相关性中探讨道德建设的路向。分而察之,五条思考路向都各有所得,也各有不足。因此,有必要在借鉴其所得的同时克服其不足,为思考道德建设开辟另一条更合理的路向。“道德维系机制”概念的提出,即为了满足这一理论需求。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随着传统道德维系机制的解体,急需构建现代道德维系机制,使道德由外在约束和他律真正化为社会主体的内在约束和自律。     

鼠标下的道德——浅析公民网络道德建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网络对人类的影响也日益深入。网络的发展为人类道德的进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推动了人类道德发展的进程,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网络道德问题。本文从网络道德的特点入手,客观分析了网德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新时期网络道德建设的措施,旨在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共建和谐的网络家园。     

制度信任与企业家的“道德血脉”

当前,经济领域提出的"企业家的道德血脉"论题遭遇到广泛的信任"寒流",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正遭遇结构性信任危机。解开企业家道德之"结"的关键,是制度信任的建立和完善。从企业家的创业治理之"德"看,由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资源利用,标志着企业家创新德性的制度化转型;而企业家的合内外之"道",则涉及制度信任的外部供给和内部生产动机问题。制度信任遵循以法治代替人治、以程序伦理代替实质伦理的逻辑。"企业家"面对众多信任失灵的干扰,唯有回归其"精神"本义,通过企业内部的制度信任开出"企业家道德",或者为企业外部的社会制度信任之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企业家道德"正名并重建企业的诚实声誉。     

贫乏的道德性——现代性道德的症结与出路

在现代人普遍的"疏离感"和"焦虑感"背后,是一种对道德性本身的隐忧.正有感于此,在无序的道德世界表象前,普适伦理和底线道德的呼声不绝于耳,而法则化的道德认知,却愈加使道德背叛生活本身,导致愈趋贫乏的道德和碎片式的道德自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新发现道德与生命、生活的内在关联.     

中西当代道德价值观念的比较研究

道德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折光反映和思想标记.由于中西文明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中西当代道德价值观念的内容及特点各异.二者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从道德基点来看,西方立足于个人主义而中国立足于整体主义;从道德类型来看,西方遵循一条"元伦理--规范伦理--德性伦理"路径,而中国走的是一条"德性伦理--制度伦理"路线;从道德价值及评价来看,西方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等各流派以及每一派内部存在严重分歧,而中国学者各自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一些差异;从道德旨归来看,中西当代道德应服务于社会和谐,实现人类幸福之鹄的.     

道德个体的孤独与道德权威的尴尬

面对当前的社会道德生活,无论是鼓噪道德正在复苏,还是惊呼道德已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无不表明我们的社会道德已陷入异常的困境,集中表现为道德个体的孤独与道德权威的尴尬.道德个体的孤独反映的是一种内指型道德困境,而道德权威的尴尬意在表达一种外指型道德环境资源困境.积极向外寻求依托制度伦理的力量以加强外指型道德环境资源的权威性,从而解决内指型道德个体的孤独,最终实现道德个体与社会道德博弈中的互惠共享,增强道德的力量.     

论道德个人相对主义及其治理

原有伦理价值意义体系的日趋淡化,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道德理论的影响,使道德个人相对主义成为新时期我们道德实践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道德个人相对主义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实现道德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是克服和治理道德个人相对主义的根本路径。     

企业责任的道德追问——企业道德责任及建设

企业道德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企业是与＂利益相关者＂携手的经济组织,也是因社会契约缔结而成的法人组织,又是自由意志和行为选择的伦理主体。要进行企业道德责任建设,首先要完善企业责任机制,强化基本道德责任,建立义利共生的伦理决策机制,制定制度化的道德责任规范,强化全方位的责任监督机制。其次要提升企业道德人格,践行积极道德责任,以提升管理者的道德责任感,培养以责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论公职人员的角色与道德义务

"角色"是现代社会普遍的现象,从角色出发分析道德义务就是一种实证方法,这意味着道德义务来自角色的设定.行政伦理所关注的公职人员的道德义务也不例外.公职人员的角色和相应的道德义务都应限制在工作时间内,工作时间外所作的善举、救助行为都属于超义务,可以看做见义勇为.     

赫勒关于理性化进程中道德规则重建的思考

在现代思想家们关于现代性危机的各种反思中,从道德视角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赫勒对现代道德理论的重建主要是围绕着"好人存在,但好人何以存在?"这一道德中心问题而展开的,最终落脚干对理性化进程中道德规则的重新阐释.赫勒转换了道德规则划分的标准,即从按照层级划分变成按照领域划分.详细论述了现代社会中道德准则和法则、道德原则和格言等多样性的道德规则,并强调,多样性道德规则的内化对于消除外在道德规范和个体的内在自由之间的张力具有重要价值.正是通过对道德规则的一系列重新阐释.赫勒为克服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种道德重建的改革方案.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论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保障

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多种因素.自古以来,学者们立足道德或人道主义提出的"至善论"、"美德论"、"智慧论"、"禁欲论"、"自由论"、"契约论"、"革命论"和"艺术解放论"等,都旨在杜绝战争,根除苦难,消灭不公,祛除异化,消除贫穷,抑制贪欲,重建感性,解放爱欲,复归人性,实现社会和谐.证明做人需要道德,建立和谐社会更需要道德.特别是现阶段,更需要在最普遍的或全球化的意义上,在知识、智慧、文明、进步、自由、公正和真美善的层面上,通过对旧道德的扬弃,新道德的确立,即通过确立一种为多数人认可的全球性道德,以保证其在建立和谐社会过程中能够真正起到一种决定性或基础性作用.     

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批判

麦金太尔通过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批判,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实践和理论都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其症结在于启蒙运动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其深层原因是启蒙运动以来拒斥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因此,他认为要拯救现代西方社会就要恢复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传统,及其在现代社会的生机。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追问中的非道德管理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但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性进程已经日益显示出其弊端来.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正常的"结果,作为现代性基本社会结构的现代管理体系功不可没.现代管理体系使得行为过程与行为的意义分离开来,以技术的责任代替了道德的责任以及行为对象非人化.道德话语在这里被转换:纪律、义务、忠诚取代了良知与责任,技术道德化了.鲍曼指出,走出现代管理体系道德危机关键在于关注他者、保持道德良知.并提倡多元主义以抵制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