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先贤行状》考证

本文通过对古籍的爬疏整理 ,力求再现《先贤行状》原书风貌 ,并以此探求行状文体在萌芽阶段的最初面貌。     

行状职能考辩

行状是我国古代传记文体之一,其职能随着文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各不相同。在两汉时期,行状具有察举选士的实用功能;魏晋时期则体现了与诔文议谥、述德职能的混同;唐代是文体定型阶段,行状承担了为议谥、作传及撰写墓志铭提供原始材料的作用。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释疑六则

现存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历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张载行实和思想的最可靠资料之一。然而,该《行状》存在诸多待考问题。通过对其中六处记述考察探究,可以发现和推断：该《行状》约写于元丰二年（1079）,其内容中所载＂嘉祐初＂当为＂嘉祐元年＂,＂方未第时＂应指＂皇祐五年八月至至和二年六月间＂,张载＂卒于馆舍＂实因长期的＂慢性肺病＂所致,＂十有二月乙亥＂与＂元丰元年八月＂在传抄的过程中存在讹化问题。     

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

行状的创作目的受礼仪制度、文化心理、社会风气等因素影响。请谥在唐代行状中占主导地位,为乞墓志碑表而撰写的行状在宋代最为流行。宋代普通文人借助他人之文以传不朽的意识更自觉,对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依存关系更明确,进入史书的愿望更强烈,这些都构成了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化的原因。创作目的变迁导致以行述名篇、世系书于文内、书写妻子子女的行状增多。元明清行状受宋代影响较大。     

作为国史材料的唐人偏记小说——以行状为中心

文章从唐代史馆的史料征集制度入手,分析偏记小说进入唐国史的途径;并以行状为例证,从记事原则、细节描写和情节编排、人物评价等三个方面考察私记材料跟正史记录之间的内容取舍及行文差异.由此对唐国史如何利用偏记小说材料的情形作一具体而微的探讨.     

棒球棍、青痣、井——《奇鸟行状录》意象浅析

《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创作生涯的转折点,从这部作品开始,村上小说由前期所关注的内心世界转为更开阔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奇鸟行状录》的三个核心意象——棒球棍、青痣和井,与作品抗击暴力的主题相挂钩,最后回到日本现代社会中不断传承的暴力体系的分析,以及作品对于侵华战争责任的反思,讨论作者通过这三个意象所要表达的主题:抗击暴力、铭记历史、反思战争责任.     

《宋史·曹彬传》勘误

《宋史·曹彬传》是记载曹彬事迹和宋初战争的重要史料,然疏误之处甚多。本文利用曹彬行状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有关宋初史料,对其进行了初步疏理,纠正了若干错误记载,并指出了一些歧异之处。     

论《元经》的史学价值

隋代王通所作《元经》，在编撰方面具有叙述的贯通性、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以及对《春秋》的比拟性等突出特点。其保存了一些《晋书》没有的史料、一些与《晋书》不同的史料；这些史料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元经》的史学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施耐庵墓志》辨正

民国间修撰之《兴化县续志》载录了元人王道生所撰之《施耐庵墓志》,该墓志提供了《水浒》作者施耐庵行状之确切证据。但是,因该墓志面世时间远离作者的时代,由此质疑之声不绝如缕。本文就反对者提议的"质疑"点一一辨析,借助语源和典章故实等佐证该墓志文本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反证《施耐庵墓志》之可信无疑。     

《奇鸟行状录》中的隐喻和记忆象征

《奇鸟行状录》是村上春树首次直面历史记忆的长篇小说，作家在历史记忆构建的过程中，运用隐喻的手法不动声色地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集合起来。“拧发条鸟”象征了历史记忆的回溯，“猫”暗示了个体记忆缺失与记忆复位的过程，“井底之水”的隐喻表现了记忆的失而复得，“痣”隐喻了记忆的代际间传递与疗愈。作者通过隐喻唤醒了尘封的记忆，展现了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     

与八思巴有关的几份藏文文献

八思巴是元代藏族历史上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八思巴对元代藏族、蒙古族、汉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可以说他是元代藏族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中所起的作用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对八思巴的历史活动,历代各族学者都给予高度重视,汉、藏、蒙古等文字的史料中都有与八思巴有关的大量文献和记载。《西藏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了汉文史料中的《八思巴行状》、《帝师殿碑》、《八思巴传略》(为《元史·释老传》中有关八思巴的记载)等三篇文献。这三篇文献勾勒出八思巴一生的轮廓,对研究八思巴当然有重要价值,但     

跋新发现的王国维遗文《先太学君行状》——兼谈王氏诗学的家学渊源问题

《先太学君行状》是王国维为纪念其父乃誉(1847—1906)去世而写的一篇家传,作于1906年。今年四月,我有机会获读王乃誉《日记》及杂著手稿,发现这篇遗文被夹在《甲午日记》(“午月初三日起”,封面无题)这本手稿中,纸米白色,长方形,铅字印。乃誉病没,此文系以“行状”形式,致讣于王氏亲族友好。我深觉,在弄清王氏家世,特别是他的家学渊源问题上,此文颇关重要,不仅具有一般的史料价值而已。下面拟联系乃誉《日记》杂著,就此文     

《清故伊犁将军文贞公行状》稿本刍议

《西域史论丛》第二辑,刊行李仲光编、钱伯泉校《新发现的稿本<清故伊犁将军文贞行状>》一文,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图书馆所藏。“文革”后新疆大学图书馆整理古籍文献中,也发现手写本《清故伊犁将军文贞公行状》(以下简称《行状》,分别称新大藏本、科学分院藏本),笔者参与     

元好问碑志文分类研究

元好问的碑志文,收入《元好问全集》的共99篇,以传主身份为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名臣、名将、良吏、名士、僧道、其他等6类.在碑志文的创作中,元好问结合传主的身份,撷取人物生平行状事迹的主要方面详细描摹刻画,突出了人物值得颂扬的品行才学和成就建树,蕴含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通经致用：《石臞府君行状》的现实关切

《石臞府君行状》是王引之为其父王念孙所作的私家行状。王氏数辈博通经学且居官高位的学术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王引之对王念孙行迹的选择及评价重在通经致用,这也反映了他本人经世致用的思想理念。《行状》在学问与政治之间,把王念孙居官的政治实践放在前位,对其弹劾和珅、三任河道的事迹进行了重点记述,以此呈现王念孙通经致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在王念孙行迹书写中所寄寓的儒学价值理想,以此可以管窥乾嘉汉学重考据而不唯考据、颇重经世致用的重要特质。《行状》之所以贯注着热切的经世致用精神,与二王父子学理的支撑密切相关。经由对此《行状》的具体剖析,我们对乾嘉汉学的特质可以有更立体、全面的理解,对清代儒学的发展可有更深入的把握。     

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集，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常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然而两书之关联，不限于分别承担小说史料和小说史论之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小说旧闻钞》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与《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与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也成为一种方法。《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出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李长祥《天问阁集》四跋——明清史籍题记之一

《天问阁集》跋一《天问阁集》,明达州李长祥撰.长祥事迹见全祖望所撰《前侍郎达州李公研斋行状》.①生平著作《杜诗编年》存,《易经参伍错综图》未见.是集行世者有二本:一为清光绪间赵之谦所刻《(?)斋丛书》本,计三卷,第三卷之附录,名存实亡,实存仅十七篇,而题存文佚者,居十八篇,赵氏跋云:“此集原题《天问阁明季杂稿》,为吴羌山民旧藏.前有题字二段,不署姓氏.后三行字迹绝类张南漪(熷),岂即全氏所见本耶?”今全撰《行状》中有记文莺请为黄夫人代死,及炮击飞龙两事,此本题存《文莺传》及     

关于《鹤槎年谱》的探析

《鹤槎年谱》为晚清官员崇厚的个人年谱。该年谱可以为研究晚清官场、崇厚本人及《里瓦几亚条约》等提供重要的史料,具有不可小觑的史料价值。     

《国语》叙事结构分析

《国语》虽以记言为主,其记事特征同样显而易见。从叙事结构看,《国语》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三大特色,它们各有侧重又互相联系,使《国语》结构呈现出了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特色,同时也彰显了《国语》的性质:它是一部以史料为素材、以历史演进为线索、以教育警戒为目的,同时又具有一定文学色彩的史料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