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本文对邓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缺失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首先,分析了邓所提出我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因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其次,叙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最后,笔者试图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发展原则与前景,重申中国自己一以贯之的法律理想图景。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济全球化和法律趋同的进程,使中国法学在面临全新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全面的挑战,并直接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深刻的问题。邓正来先生就此撰文指出,当下中国法学的根本问题,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法学场域的主流理论,皆受制于一种“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据此,中国法学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该问题的提出,在法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包括批评和交流。本刊择取若干论文,连同邓正来先生的回应予以发表,以期将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向深入。     

无根基时代的智识努力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西方现代化范式”为分光镜,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为判准,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法学新开出了一个可欲的审思和批判的向度。但其并没有释明中国式问题的根源,也未能厘清“西化”、“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两重困境,补充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性范式———多元法治论,并指出了“理想图景”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缺位的原因。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了个人的回答。本文再从“中国法律哲学的初步纲领”“‘共谋’与强制性支配”“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学术的当代使命是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     

中国法学研究中存在“知识遮蔽实践”吗?——反思新保守主义有关“中国理想法律图景”的承诺

近三十年乃至自近代一百五十余年来,中国的法学研究主要处于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之下.对于中国而言,全球化依旧是现代化的继续,由此,"中国--全球"二元结构分析模式并不能获得比"传统--现代"二元结构分析模式更多的正当性.中国法学研究中不存在"知识遮蔽实践"的问题,新保守主义对于现代化范式支配下的中国法学研究处于一种"知识遮蔽实践"的判断是难以成立的,这是由于新保守主义有关"中国理想法律图景"的承诺在论证的逻辑上出现了理性建构主义立场和自然演绎主义立场自相矛盾所导致的.     

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对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了个人的回答.本文再从"中国法律哲学的初步纲领"'共谋'与强制性支配"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等方面做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中国法学或中国学术,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首要任务,或者说中国学术的当代使命是根据我们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的"问题化"理论处理而去建构中国自己的一种有关中国未来之命运的"理想图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中国建设研究

法治国家是现代社会一种最文明、最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对“何谓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何以可能”“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层思考和透彻分析,构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理想图景和实践路径,打破了以西方法治为参照物的视野偏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外关系法的中国范式及其理论展开

对外关系法是一国调整其对外关系（涉外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共同体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关系法律体系是打破西方法律霸权主义的需要,是统筹中国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建设的需要,是当前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参与全球法律竞争的需要。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需要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必须倡导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中国范式。这一新范式首先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具体指导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紧扣依法治国总目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国际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开放的法律体系.面对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影响和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做出应有的回应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30年来,我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科学借鉴、辩证取舍,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上则遵循了“并入”为主、转化为辅的原则,从而使这一法律体系既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反映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转变中的刑事诉讼：理解、反思与出路——读左卫民教授《刑事诉讼的中国图景》

当下,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已经延伸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对法治的中国模式(图景)的研究亦成为各个部门法学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希冀通过对中国过去30年法制建设的总结与反思进而追问中国法学/法治该向何处去、如何去。但是与邓正来追问这个话题时学界的羞涩不同,当下学者在讨论这一话题时显然更具自信。在刑事诉讼法学领域,收     

问题、现实以及精神出路—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①是一部拷问中国学术的心灵蓝皮书.邓正来所揭示的"中国理想图景"的集体无意识的匮乏,不仅仅存在于法学界,法学不过充当了一个典型的例证而已.在法学界疯狂地进行批量化知识生产和话语复制的时候,邓正来对法学之迷茫的发现可谓是一副清醒剂.邓正来认为,中国法学在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丧失了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能力.     

认知的功能：论纯粹法学对中国法治理论的意义

当代中国主流法治概念在作为制度事实的法制之外,更强调对道德价值的追求.但对于“认知”却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就为法治理想的实现埋下风险.故而,本文将对致力于建构追求客观认知的“法律科学”的纯粹法学进行研究,论述纯粹法学中的知性国家观、规范命题和分离命题,为当代中国法治理论的完善作出尝试性讨论.     

困境与出路:回望清代律学研究——以张晋藩先生的律学论著为中心

近20年来,以张晋藩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法律史学者,对清代律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核心内容涉及律学抑或法学、律学的研究对象、律学的基本特色、律学的成因考掘等论题.其中,传统中国的律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主张传统中国也有法学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必然结果;而认为传统中国没有法学只有律学的看法,则是一种典型的"反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逻辑结果.虽然传统中国律学与西方(现代)法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属于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的产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传统中国律学也是一种法学的判断.而在法学家族中,曾经产生过多种不同模式"复数"的法学,其中既有西方范式的法学,也有传统中国范式的法学.重要的是如何描述传统中国律学的基本面貌,揭示它的独特品格,考究它的历史成因,从而"超越西方,回归本土",进入并理解传统中国的律学史或法学史.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在结构上表现为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构建以“正义”为价值取向,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以西方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显型法律文化与隐型法律文化和谐统一、使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法治观念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文化相契合,弘扬法治精神,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科学化现代化中国法学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创立了毛泽东法律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三次伟大历史 性飞跃.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这三大理论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领域的实践智慧、理论创新、制度构建,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在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的独创性、原创性、集成性贡献,凝聚了我国法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思想精华,标记下我们党持续推进法学理论创新的百年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生发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实践之中。在知识论语境下，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学知识效应的发生机理、实践进路和法治现代化功能，是对法治中国实践成就如何由经验形态知识到原理形态知识转变的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学知识效应涉及法治中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促动知识转化的主体、知识生成的逻辑、政理和法理的联系、新概念到新范式的升级、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塑造、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法治话语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对于有效沟通法治中国的实践成就与法学知识体系、破解法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促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是理与力的结合：再访法的概念

西方法学发展中始终存在“二元”的悖论,未能真正揭示法律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一个科学、辩证、发展着的法律概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法律概念---法是“理”与“力”的结合。这个概念体现了法是实质性与形式性的统一体：“理”体现为法律必须承认事实和客观规律的作用,必须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人的价值追求（正义等）和愿望,必须吸收历史上有效的法律制度、技术和智慧;“力”体现为法与国家权力存在内在联系。     

法学中国化问题探索(笔谈)

[主持人语]带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疑问”,我们探讨了法学中国化问题。我们认为法学中国化并不是指法学本土化(即把西方法学变成本土的法学),因为本土化仍然是西方法学在中国,我们呼吁那种汲取中西文明,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做出中国人对世界法学有独特贡献的法学,那种能张扬中国人主体性并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法学。这种法学担负着振兴中华的责任,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体现中国人对法治理想的憧憬;表现为中国的法律学人在世界法学中的话语权与参与权。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法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永远在途中的问题,但法学中国化表达了中国法律…     

论孙中山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为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及领袖 ,孙中山先生具有许多同时代人所没有的优良品质。由于特定的成长教育环境 ,使他对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较了解 ,资产阶级的法制理论对他有很大影响 ,并曾是他学习研究的中心。同时 ,凭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感情及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他认为古今中外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各有千秋 ,因此应各取所长。对于中国而言 ,就是应结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创制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这就是他法律思想发展的轨迹。由于职业革命家的实践 ,他深感中国欲进入法治社会的艰难 ;由于对世界革命潮流的迷茫 ,他饱口尝了祖国灾难深重的境况 ,但他始终信心百倍地认为中国终将能够达到理想的宪政及依法自治的社会。因此 ,他全身心地为此设计了一整套指导思想和逻辑体系 ,这就是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 ,以“五权宪法”为宪政框架 ,以“四权自治”为政权目标 ,以“三期建设”〔1〕为必经历程的理论体系。这些思想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孙中山法律思想在中国现代法治思想史中的地位及作用 ,我们应作出科学而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