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然。因此为维护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其合理性和现实价值。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坚持依法治国背景下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注意发挥民族地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借鉴西方国家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做法和经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配套立法。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通过对临夏州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调研,认为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决定了民族地区社会纠纷的化解应当在尊重其传统文化和习俗基础上,实现诉讼机制和非诉机制的有效衔接和联动,在重视国家法的同时吸收民族习惯法的有益成分,探索构建适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以人的主体性为本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必要性

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当今世界各国解决纠纷的一种趋势。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也要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彰显了当事人的主体性,是法治社会的重要体现。社会需要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供当事人选择。     

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并发展,因其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目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各纠纷解决机制关系和功能发挥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在农村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坚持多元化与利益协调理念相统一、人本与保护农民权益理念相统一、法治和自治理念相统一的前提下,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现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完善。     

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进路研究

当前农村正处于由传统逐渐向现代过渡的后乡土社会阶段。农村纠纷逐渐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地缘关系减弱、纠纷缘由利益化等特点,单纯依靠传统的纠纷解决方法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农村纠纷类型。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农村法治与村民自治、公民权利救济理论的共同意涵。纠纷处理中应把握法情协调、完善行政救济与人民调解、加强各纠纷解决机制协作、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农村纠纷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

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当前农村社会的纠纷变得复杂与多样化,与之相对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以诉讼为基础、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具体农村纠纷,最终构建法治农村的重要课题.为此,着眼实际,针对目前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采取原理阐释的方法揭示原因,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构建提供学理建议.     

少数民族习惯法：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法治源泉——一种法律人类学的阐释

构建西部和谐社会,必须立足于西部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法律人类学认为,法律具有维持秩序和社会控制的本性,具有解决纠纷的作用,具有文化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因其发展的历史惯性到目前仍然践行着丰富的传统习惯法规范,而这些习惯法规范天然地内含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互惠与合作、符合公正和效益目标和多元纠纷处理机制等诸多构建和谐的因素。提取和升华这些积极因素,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是可以协调、整合和良性互动的,从而成为构建西部和谐社会的坚实法治源泉。     

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基础

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纠纷解决机制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同时实现诉讼内外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济、有机衔接与整合,将成为稳定社会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理性社会,会让纠纷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关键是要建立系统的理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多元化理念和效益理念。     

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模型的反思与重构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即ADR体系,在纠纷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逐渐发挥出技术优势。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作用寄予高度期望,为了满足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同时满足社会纠纷管理的秩序建设在司法上的需求,需要重新厘清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并对司法性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理性批判与建构。通过分析ADR构建的合理性基础,并对ADR的程序价值进行定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用的效用。     

略论民族地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与完善

民族地区民间纠纷具有农村性和民族性特点，解决这些纠纷应该有独特的思路。完善解决纠纷机制时要秉持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适当均衡的理念，具体环节包括吸收各民族“民间法”的合理部分，提高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构建多元的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正确处理各种解决纠纷方式之间的关系。     

论民族自治区域少数民族纠纷调解机制的建构——来自四川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调研

少数民族自治地区民间调解是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继承传统法文化,利用其少数民族调解机制等传统“司法”中的合理因素,是我们今天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传统调解机制中的合理成分,当今司法可以予以利用、完善。     

传承与调适:民族传统法制文化嵌入地方冲突治理的组织路径

民族传统法制文化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自治的规范基础,它与朴素的民间道德相映照,能够助益基于法律的基层治理。伴随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认同弱化、反应迟滞、机制异化等问题在逐渐减损民族传统法制文化的活力,同时也影响到其支撑和恢复地方社会内生性秩序的功能。“借道”传统民间社会组织,有助于民族传统法制文化嵌入地方冲突治理,实现社会规范整合、核心价值趋同与定纷止争的多重目的。     

德国能源法纠纷解决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研究和借鉴德国能源立法的纠纷解决机制,比较了德国《联邦矿产法》《核能法》《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优先法》中特有的纠纷解决制度,认为德国能源立法中的相邻权纠纷解决制度、司法审查制度和能源损害赔偿责任区分制度等具有立法的先进性。借鉴德国能源法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能源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乡土社会调解的法律文化学思考

调解一直是我国乡土社会重要的解纷方式,本文基于法律文化视角,从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基础、现实法律文化背景以及国外解纷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思考了在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调解在乡土社会解纷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在建构我国多元化的解纷体系时,应重视调解解纷机制的作用。     

实现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基于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的实证分析

彝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德古、家支头人等权威人士调解为主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本文在分析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情况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彝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律制度的良性互动。具体来说,要整合民间纠纷调解的资源,将彝族民间调解纳入现代法治体系,形成法院与彝族民间调解的良性互动。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法治化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水平,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保障。随着我国法治化速度不断加快,民族地区的 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在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村级党组织的建 设滞后、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职责不清、基层治理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高以及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 民族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我国应当健全法律制度、加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明确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责、加强基层治 理的队伍建设、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法域竞争与法律功能的再审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如何创设争议解决机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是经济试验区,而非法律试验区,其功能并非法律创新试验。自贸区建立后应该清理现有的企业j金融等领域的法律,明确自贸区内不适用的法律的范围。在建立法律“负面清单”的前提下,自贸区的争议解决机制应当处理好两对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仲裁、调解和诉讼的关系,并借鉴法域竞争理论,增强自贸区争议解决机制的竞争力。     

刑事和解：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为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具体表现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差距以及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悖离等三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内在的理论特质,使得刑事领域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建构中,应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制度现实,发挥其在刑事法治中应有的功用。     

变革时代的纠纷解决及其研究进路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纠纷数量激增、解纷机制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对纠纷及解纷机制的研究可从五个方面展开:第一,实证的研究。通过个案解剖和数据分析尽力展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存在形式及作用范围。第二,系统的研究。将纠纷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及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注重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自身运作机理和相互关系角度展开研究。第三,过程的研究。关注纠纷的解决过程而非纠纷的解决结果,尝试重新解构纠纷解决机制的机理。第四,综合的研究。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更好地理解和阐释纠纷及其解决。第五,对策的研究。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中国现实国情,立足于对我国既存纠纷解决体系的全面认知和理性反思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