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村民自治中的政府与社会

一个民主、宪政的现代化国家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多元的、享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二十年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行动)的过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国家权力(主要指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的界定,以及基层农村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调整,对于解决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解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命以载史:民间信仰与个体生命——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叔村出菩萨仪式为例

个体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经典民族志中除了对主宰和掌控仪式的个体(如酋长、巫师、大仙等)着墨较多外,其他参与的民众则鲜有提及。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叔村,通过亲属关系与国家权力关系网络的博弈,村落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与当地的信仰体系息息相关,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高淳叔村的一次民间信仰仪式的描述可以展现当下中国江南农村在国家政治权力以及市场经济洗礼的大背景下村民民间信仰的日常实践和历史传统与个体生命的关联。     

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社会基础分析

农业规模化经营离不开农村社会资本的支持。在现代农业型的农村社会中,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穿插着情感、利益、权力等多重因素,对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有了新的影响。其中,人情关系仍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很多领域超越了利益关系等其他影响因素。通过对X村种粮大户的深度访谈,了解到农村社会的人情关系在土地流转、日常农业生产与管理、农业技术等领域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作用。因此,国家除了出台适当的政策与制定制度之外,更需要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与方法来构建更好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以期引导与规范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问题研究：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引起的思考

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主线,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追溯了我国自秦朝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村民自治是要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提出要以社会逐渐重新收回国家权力为取向,把小康社会农村政治文明的大战略——村民自治推向深入。     

消费主义与农村个体化趋势

消费主义开始向农村渗透,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关系,特别是互助关系。通过运用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农业生产、住房建设、公共事务、红白喜丧等四个领域系统分析农村个体化过程。研究发现,消费主义对互助关系进行瓦解,建立在个人和民间实践基础上的“助”的理念和体系遭到破坏,乡村社会日趋个体化。传统互助团体开始走向衰落,村民从各种共同体中“游离”出来,走向原子化,从而导致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危机。     

宗族组织复兴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逐步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正式控制是从村级收缩到乡镇一级．村实行村民自治,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减弱,近乎消失殆尽的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复兴。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以及乡镇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得到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存在着负功能。...     

关于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关系是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权力场域、民间法的善恶以及与国家法的共生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民间法和国家法有相互借鉴的内在要求,民间良法对于国家法有弥补作用。必须吸收和借鉴民间法当中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来推进法制的现代化。     

论社会冲突的演化及消解

从范畴上看,社会冲突可框定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一种表状。对社会冲突的化解自然不能简单囿于微观利益维度,而应从国家与社会的宏观关系入手。哈贝马斯倡导的"公共领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的载台与机制。塑造这一载台就必须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合理界分,在合理界分的基础上,实现权力间的良性交互,促成社会冲突的消解。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行为分析

农户民间借贷是基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依靠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为前提的金融交易行为。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以社会资本的理论背景以及特性作为铺垫,着重于从静态社会资本和动态社会资本两方面分析了农户民间借贷行为。认为,情感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因血缘关系而发生的借贷行为上,工具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地缘、业缘为联系的借贷行为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开始由情感性关系向工具性关系转化,使得农村人际关系网络的不稳定性显著增强,农户的民间借贷行为也产生相应的变化。     

权威主义政体:概念、特征和类型

权威主义政体是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与批判已有理论,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从政治权力角度分析权威主义政体的特征,从权威人物或统治集团控制社会的方式分析权威主义政体的类型,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权威主义政体概念的理解。     

论民间调解的乡土逻辑及其政策建议——甘肃天水五个乡村调解个案的调查

甘肃天水农村的民间调解活动,显示其有效性、合理性,将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但也出现新的问题,如民间调解依据随意化、调解人面对少数恶势力下权威弱化、有村民希望诉讼解决、个别案件调解不当等。乡村村民选择调解的思维惯性是源于传统的"厌讼"心理,但形成村民"厌讼"心理的社会事实是诉讼的不确定性及其高昂的成本,传统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对民间调解的认同,村民选择调解是明智之举也是无奈的选择,这就是"乡土逻辑"。政策建议:一是对待民间调解,可以更多的宽容,尽量减少行政力量干预;二是积极引导,渐进将国家法传播到广大的农村地区,目前需要做也是急迫做的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在少数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做好国家司法基本上替代民间调解的准备。     

试析我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变迁

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中,通过体制和组织的力量,形成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政治权力关系。但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动摇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基础,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合理调整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便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建设及其职能演变——60年村级民主发展的历程考察与政策分析

运用文献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梳理了建国以来村级组织和村级民主的发展历程。分析认为,建国以来的村级组织的建设及其职能演变经历了巩固农村政权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村民自治建构时期、村民自治普及时期等4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国家对村级组织有着不同预期,进而使村级民主建设以及村级组织的职能呈现出不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村级组织的建立发展以及职能设置,乃至于政府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干预程度,无不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计划相适应或由国家需求直接决定,国家权威是构建和维持乡村秩序的主要力量。     

社会评价论视野中的旌表制度

旌表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垄断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旌表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达到治国安民的社会效果.从权威评价活动的角度来看,旌表主要是通过对民意的引导使"天下归心焉".旌表是国家权力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国家权力的触角通过旌表这种柔性的制度悄然伸入民间,从而达到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社会单位中的权力关系

传统政治学是研究权力的,但往往只局限于研究国家与政府中的权力。实际上,权力是人类社会中极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国家、政府中存在权力关系,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中也同样存在权力关系。为了避免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我们有必要发挥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把权力放在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以便弄清各种权力的来龙去脉。一、权力与权威在分析社会单位中的权力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分析一下权力与权威这两个范畴的含义。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给权力下过定义,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权力的界说影响最大,他认为:“我们所理解的权力,就是一个或若干人在社会活动中即使遇到参与活动的其他人的     

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建设畅通高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也就是打造现代国家的基石。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历经了数次改革与重建。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持续下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紧锣密鼓,但并未与传统乡绅的作用相得益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国家权力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的全方位渗透,解决了权力内卷化问题,但农民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弥补了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真空地带,但村民自治制度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央倡导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