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结果正当性评价的三个维度

在成文法系传统国家中,立法结果评价的对象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其体系.立法结果正当性评价是对法律文本进行的好坏、善恶评价,须同时在"真、善、美"三个维度中展开法律文本的真理性评价、伦理性评价和审美性评价.事实上,作为真理层面的法之合规律性与作为价值层面的法之合目的性不能相互割裂,立基于"真"与"善"的内在逻辑关联,毋宁应被视为,法之合规律性本身即蕴涵其对于法之合目的性的价值追求,缺失伦理正当性的法律即背离法律之"真";而法之合目的性又必须立基于法之真理性,唯有与法之"真"相互契舍的法之"善"方可视为法的正当性.由法之"真"与"善"或日法之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的相互结合而产生的就是法之"美",这是良法的形成标志.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德性与幸福中隐含着三个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以习俗为共同出发点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目的分别是促进"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政治学的公正立法使人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服务于政治学的伦理学的目的是使"个人的善"同一于最高善——"城邦的善"。德性不仅仅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而是"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德性的养成要靠个体在健全的法律下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德性的养成是一个持续的心理禀赋过程,最终养成"明智德性"。只有灵魂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它是完善的和自足的;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第一好"的幸福,属于沉思的理智的幸福;二是"第二好"的幸福,属于实践的理智的幸福。     

法律解释视域下的律师沟通之维

司法过程中法官分别对法律规范及事实作出解释,并在两者的循环往复中形成最终的法律解释。此过程并非法官的单向、孤立行为,律师也会参与其中。律师以利益导向性作出自己的法律解释,并以沟通的形式寻求法官的理解与认同。因为法官角色的多面性,以及法律解释所考量因素的多元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并非简单的直线型,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过程。通过这种多维度的沟通,律师与法官取得法律解释所隐含的社会语境中的共同价值、理念,以及社会责任的合意与认同,协助法官完成其对事实及法律规范的解释,并通过抗辩式博弈进行法律论证,从而使法官的法律解释更具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是否顺畅,亦是决定司法是否公正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法律思维与日常思维的关系

在哲学解释学兴起以后,法学家已开始将独断解释与探究解释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思维的融贯性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传统的解释理论已被论证理论所取代。但从法律思维的主流倾向看,法律思维仍然表现为在不背离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法律灵活运用。解释学的转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模式。这构成了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根本区别。日常思维与法律思维的界限并不是恒定的,在法治社会中二者是相互影响并不断变化的,但这种变换主要是通过提升日常生活的法律性来实现的。     

法之正当性基础的断裂与弥合——以休谟问题为基点的考察

休谟问题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世界观的"裂变",事实与价值、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两分的概念框架成为新世界现的核心,由此,以一元论为基础的传统自然法对法律正当性的解释受到重大挑战.休谟问题的意义不在于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等一系列关系作了"问题化处理",而是经过它的冲击,自然法观念趋于"精细化"了.法之正当性的解释基础由作为客体的"自然"转向作为主体的人之道德.切断了与存在论的联系,作为人类社会建制的法律的正当性能否真正确立,仍然是未决问题."新目的论"为价值的来源作了清晰的说明,也为作为规范的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和法伦理学

"成人"是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和法伦理学一以贯之的主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生价值和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应用伦理学一般是指通过伦理学论证的价值理念和原则规范,在具体生活领域中的应用。狭义的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新形态,因为它确证了传统伦理学所没有容纳的人性的新纬度,即人的类本性,因此具有了传统伦理学所没有的内涵、特征和方法。法伦理学既是广义的应用伦理学,又是狭义的应用伦理学,同时法伦理学还常常被作为法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无论其学科归属如何,法伦理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法律的道德论证、反思和批判,确定法律实践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从而维护人生价值,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独白到对话——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法律论证理论摆脱了传统法律方法论所预设的单一法律决定主体的理论局面,而引入多元化的主体,由此使得法律论辩成为可能.法律论证理论视域中,德沃金独白式的赫拉克勒斯法官形象已经被"听众"和"解释的共同体"等复数主体的观念所取代.从独白到对话的理论演变,使法律方法从传统理论迈向法律论证理论.     

法律解释中的数学思维

法律与数学存在相似之处.裁判者是否能援用数学证明的方法,在疑难案件中发现或设定一条辅助定理.可旁证法律解释最终能否获得"真的"或普适意义上的客观性.通过个案分析表明,数学证明中的病例排除法、例外排除法、辅助定理整合法对评判裁判者的解释是有启发的.但由于数学命题与规范命题的差异,以及法律解释自身的特殊性,数学思维在解释中的"运用",终究只是一个表象、一种修辞.     

对我国环境行政管理正当性问题的探讨

"公共财产论"、"公共信托论"、"外部性"以及"市场失灵"是西方对环境行政管理正当性的理论解释。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环境管理实践。我国环境行政管理的外在正当性资源来源于政府的权力授予,形式上表现为各种有关环境管制的立法,其内在正当性基础来源于大量的环境保护宣传所获得社会广泛支持和认同。近年来污染事件频繁发生,使得环境行政管理的效果和效率令人担忧,这才是环境行政管理面临并迫切需要解决的正当性问题。     

依宪治国原则下公民财产权正当性体系的重构

财产权的正当性包含两个维度:财产权作为权利的正当性和财产权受法律限制的正当性。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沉淀和凝炼,依宪治国对我国宪法原则及其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抽象上也是如此,现代社会财产权正当性探讨的维度应该是财产权法律限制的正当性。因此宪法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要实现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就必然对宪法财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体系进行重构,并以体现宪法的最低道德性和宪法的伦理性为体系前提。依宪治国原则下的财产权正当性的凝炼既要坚守宪法的基本精神,也要关注财产权在依宪背景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互动和融合,体现财产权的规律性和目的性。     

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法治理论的解读

对罗尔斯的法治理论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形式法治论,另一种是实质法治论.但形式法治论不能解释罗尔斯对法律的形式要求源自对自由的保证,而实质法治论证又不能解释为何罗尔斯认为法治与不正义是相容的.如果将对自由的保证看做是对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则可以很好地理解罗尔斯对法治的论述.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探讨以权力正当性的形式要求为基础的形式法治论,可以说明形式法治的道德价值在于削弱权力本身之恶.     

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

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构成了当今法律论证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传统法律论证模式关注于推理形式及其规则的研究,而对推理的前提关注不够.而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区分,显示了法学家们将法律论证过程清晰化与精制化的理论努力.国内学界近年来也开始重视这一区分.无论是内部证成还是外部证成,均通过对更为精致的推理结构和过程的探求,来使法律决定或判断正当化.     

三段论推理在法律论证中的运用

法官作出判决的过程并非如传统涵摄推理模式所显示的那样直接.拉伦茨的"确定法效果的三段论法"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涵摄推理模式的某些缺陷.在法律论证理论中,为保证裁判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必须重构使三段论完整所需要的要素.跟传统涵摄推论模式不同,法律论证的优势在于,具有比较清晰的规则和形式来使法律决定正当化.当然,三段论逻辑形式在法律论证中的运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具有法律约束力吗?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十一个五年计划或规划。这些计划或规划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实践中却大都不能被很好地实施。究其原因,与人们对它的法律约束力认识不清密切相关。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载体的《纲要》是法律性文件,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只对政府具有约束力。因此,我们应将"规划"纳入法治轨道,确保中央"规划"对地方"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性,维护"规划"的法律权威。     

早期中国民权的个人性考析

中国民权概念首先将西方权利观念具体展现在政治法律范畴之中。早期中国民权在主体、内容和目的方面都显示了非个人性,但近代国人对民权的正当性论证却内涵个人性。早期民权是一个并不排斥个人的非个人性概念。民权的双重属性体现了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的近代国人对权利概念的中国式本体思考。     

超越解释——对疑难案件法律解释方法功能之反思

法律解释方法能够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提供思考方向,并为判决结论提供论证。但这些解释方法本身并不确定,方法之间也没有固定的效力位阶,这些局限使其难以保障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由于在疑难案件中法官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因此其裁判具有决策性质。为了增强裁判的科学性和妥当性,法官还应求助于其他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应在深化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的同时,推进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法学教育中也应考虑完善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     

试论卢梭的三种自然状态与两种社会契约——卢梭政治哲学的一致性问题

卢梭分别在逻辑意义、历史意义和法律意义上提出了自然状态理论。逻辑意义的自然状态是论证契约社会正当性的理论前提;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构成了批判一切现存政治制度的经验性基础;法律意义的自然状态既为推翻阶级压迫的暴力革命进行辩护,也为实现理想的契约社会提供了实践路径。与此相关,在卢梭的理论中存在两条达到社会契约的路径。     

对直接选举代表候选人制度"供给不足"的审视与考量

直接选举代表候选人的提名与确定是整个选举制度的"入口"环节,候选人确定过程的民主程度决定着产生代表的代表性、广泛性与正当性,直接关系着整个选举的民主实现程度.现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候选人法律规定的不足,致使在提名、确定环节问题丛生.基于现实制度的考察,期望通过完善候选人提名方法、引入候选人中报和资格要求,充实候选人确定程序和改革候选人介绍环节的制度建设性设计,消除制度障碍,逐步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选举.     

论刑事诉讼论证的可废止性

法律论证是一种法律职业技术与基本法律方法,对法律论证的不同认识会影响法学研究者与司法职业者的思维进路。本文通过检验证人证言论证这一刑事诉讼论证中常见的论证模式,展现并分析了可废止性,即论证结论的可谬性,是刑事诉讼论证的重要特征之一。强调在案情复杂的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都不能简单认为自己掌握了客观事实、绝对真理,要尊重刑事诉讼论证的可废止性特征,用经过法律程序反复质证重塑的,与现有证据不相矛盾的符合法定标准的法律事实作为量刑依据,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相结合的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