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共同正犯论的中国展开

我国刑事司法实务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基本予以认可,但存在适用范围过广的不足。我国刑法学对共同正犯的支配性问题未做细致讨论,缺乏判断正犯性的具体标准。正犯的实质是对犯罪事实的支配,对于犯罪支配概念应当在规范的意义上理解,它在直接正犯、共同正犯和间接正犯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中国语境下理解共谋共同正犯概念,需要充分关注此类正犯的特色不在于对构成要件行为的支配,而在于通过支配犯罪的因果流程造成法益侵害,共谋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实质贡献由此应被评价为与实行具有等价值性。如此展开共谋共同正犯论既能够为加强相关案件的裁判说理提供支撑,也有助于准确区分主、从犯以实现量刑精确化,同时消除刑法学说和实务之间的对立,将法官裁判时的选择、决断,以及适用刑法的积极姿态等纳入刑法解释的关注视野。     

我国刑法中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正> 犯罪的概念和特征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正确理解犯罪的概念,科学地揭示犯罪的特征,对学好刑法学,较好地运用刑法这个尖锐武器与犯罪做斗争,保护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犯罪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精神,结合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1979年7月6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80年1月1日起实行     

犯罪概念的理性分析——兼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学科关系

:犯罪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必须建立起专有的话语体系。犯罪概念是专有语系中的最核心要素 ,统一概念是学科独立的重要前提和任务。从动态角度分析 ,犯罪概念的发展过程 ,是逐渐由绝对化走向相对化 ,这一变化也反映了犯罪学在处遇刑法学的态度上的转化 ;从静态角度分析 ,在犯罪学学科独立过程中 ,一方面犯罪概念明确化对学科独立和展现学科特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概念的模糊从一定程度上而言 ,也是犯罪学在理论体系初建时期的需要。刑法学与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不同 ,犯罪学需要在澄清二者异同的前提下 ,适当取舍刑法学的犯罪概念 ,才能有助于概念的统一。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需借鉴刑法学的理论 ,但最终应当定位于最广义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     

犯罪概念新论

刑法学和犯罪学对犯罪概念的研究是割裂的和落后于时代的,某种程度上,不但影响了学科对话,而且使学科建设和发展陷入瓶颈。犯罪概念是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追求跨学科的、统一的犯罪概念是不现实的。通过犯罪概念的考察,可以看出刑法学与犯罪学的正常关系应该为：在犯罪学领域,犯罪是一种社会事实,具有价值属性,体现在对其行为及后果的测量上;在刑法学领域,犯罪是一种规范性事实,是对作为社会事实的犯罪做出的规范上的价值评价,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置上。     

犯罪事实与构成要件

现在,构成要件是刑法学的概念,犯罪事实是刑事诉讼法的概念。二者同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犯罪确证理论。随着刑事立法的发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离,犯罪事实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概念而被延续下来,而构成要件作为成立犯罪的第一要素,专属于刑法。     

中国刑法学语境下的举动犯探微

举动犯在我国传统刑法学说中是一种犯罪既遂类型.举动犯概念在我国最早由叶高峰教授于《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论》一书中提出.词源意义上,举动犯一词来源于日本刑法学,等同于行为犯.我国刑法学语境下的举动犯实际等同于德国刑法学的企行犯,其是指不存在未遂犯的一种犯罪类型.举动犯与行为犯在构造上具有联系,但在构成要件要素以及犯罪特殊形态上存在区别.举动犯的构成要件缩减性是举动犯构造意义上的特征,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犯是举动犯刑法评价意义上的特征.在我国刑法学说中应当保留举动犯.     

犯罪人格:从是否存在到是什么

犯罪人格现象是否存在,是一个在刑事法学中引起争论的问题。犯罪学上犯罪的概念应与刑法学保持一致,人格缺陷是犯罪生成原因中的一个变量因素。犯罪人格最终是作为法律观念形态存在的,表现人格缺陷程度的概念。犯罪人格这一概念应当重新定义,新概念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严重的人格缺陷是犯罪生成的主要原因,从而为犯罪预防指明了方向。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刑法应对——刑法实质解释论之运用

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具有犯罪主体新颖、犯罪方式独特、犯罪情节复杂的特点。刑法学界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是否成立帮助犯问题未能达成共识,使得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我国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大多形成于网络云端技术诞生之前,网络云端技术的出现给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认定带来了新问题。在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则尚未作出更新性应对之前,应当积极发挥司法的自我适应功能,对于网络云端服务提供者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可以基于实质解释论的立场,在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复制发行”、“以营利为目的”、“犯罪主观”等犯罪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     

犯罪对象概念的重新审视

刑法学界一直对犯罪对象概念研究不够 ,它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 ,一般只在谈到犯罪客体时 ,才附带作一些解释说明 ,长久以来一直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近年来 ,虽然学界对犯罪对象概念提出了一些富争议性的观点 ,但显得零散而不系统。笔者试图对各家所言作一个梳理 ,并力图对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位     

论犯罪构成

本文对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一些新的探讨,提出了犯罪成立的概念,认为应以此取代犯罪构成的概念.作者还从犯罪成立理论的前提出发,探究了确立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原则,并据此对我国法学界的有关争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四要件说”.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     

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法评价

我国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并无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司法实践通常将其作为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处理。根据行为人主观是否为恶意、客观是否造成了死亡后果为标准,将实践中教唆自杀的情况分为三种进行甄别。可以认为,对于主观上出于恶意、客观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教唆自杀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建议针对此类情形在立法中增设教唆自杀罪;对于帮助自杀行为,应当认为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尚未达到动用刑法处罚的程度,故而将此行为作非罪化处理更为适宜。     

论我国刑法中行为结构层次理论的构建

行为在现代刑法学中处于基础地位.解读大陆法系行为理论,刑法中的行为、犯罪行为以及"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的行为"分别属于行为的不同层次.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应当重新诠释为行为人控制或应该控制的客观条件作用于具体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过程.     

寻衅滋事罪口袋化的司法限缩路径

针对寻衅滋事罪的不断口袋化,在司法层面的应对方案不能只是局限于构成要件的限缩解释与法益内容的一般界定,而应当对寻衅滋事罪在解释论层面予以体系性的分析与构建,包括有针对性地强调在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解释中格外遵循罪刑法定的刑法解释基本原则,以刑法解释基本原则来限缩该罪的不合理扩张。在明确该罪法益内容包括社会秩序与个体权利的基础上,对法益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出说明,进而以法益关系来制约该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成立范围。为了避免该罪的适用经常存在类推解释的嫌疑,应当具体明确有利于限缩该罪成立范围的主要刑法解释方法,禁止类推解释以及尽量避免容易导向类推解释的扩张解释,以解释方法对寻衅滋事罪的司法适用予以合理控制。注重不同部门法之间的有效协同,遵循谦抑原则,将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置于整个治理体系中予以观察,坚持刑法作为保障法的规范地位。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之重构——刑事一体化纬度的考量

犯罪构成是我国犯罪论及刑法学的基石性理论范畴。从原初的意义上考察,犯罪构成兼具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双重功能属性。由于外在观念和内部构造的双重因素,长期以来犯罪构成被仅从实体刑法的角度加以研究,从而导致其程序机能的弱化。由此,应对现行犯罪构成体系进行结构性改进,建立犯罪构成的实践模式,恢复其对刑事司法实践的导引功能,并推动刑事一体化理念在实践层面的展开。     

绑架罪的既遂标准探究

绑架罪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其较高的法定刑设置而在于既遂标准的界定。视绑架罪为目的犯,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索取财物等不法意图下的控制人质的行为就既遂的观点,必然导致绑架罪的法定刑过高,以及不能合理地解决绑架罪的未遂、中止等一系列问题,而《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改也将是治标不治本。从法条的应有含义、绑架罪的历史沿革、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尤其从刑罚的根据可以得知,只有当行为人实施了绑架他人（或偷盗婴幼儿）,并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要求（包括索取财物）时,绑架罪才既遂。     

网络进步引发的若干刑法学新问题

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刑法问题。其中就网络犯罪地而言,采用遍在说,对犯罪结果地的认定,应当适当限制;对窃取、骗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有必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以财产犯罪论处;对利用网络侵犯著作权的复制行为宜做扩大理解,且有必要将不以营利为目的相同行为也作犯罪对待;此外,在确定网络犯罪的数额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应适当考虑损失数额。     

结果加重犯本质问题探析

结果加重犯是刑法中一个小问题,但又涉及诸多刑法基本理论,特别是其本质问题历来为刑法学者所关注。在明确结果加重犯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关涉结果加重犯本质的三大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自己对结果加重犯本质问题的看法,认为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以危险性为基础的,其重结果可归责于行为人的犯罪形态。     

事后行为的前序性展开

犯罪的完成是以刑法保护客体即刑法法益为考察基点,在法定意义上的价值评判,是立法者进行价值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从自然角度观察的行为过程的完成,因而犯罪已经既遂但行为尚未终了、或虽行为终了但行为人还要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便成为通常的情况。此时,刑法规范当然得发挥其对法益的动态保护机能,使受侵害之法益尽早脱离行为人之掌控或避免它种法益受到侵害或威胁,由此便凸显运用刑法理论对纷繁复杂的事后行为给予恰当的刑法评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