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对史学宗旨、经与史的关系、史家著述之道、历史编纂学以及方志理论等都有过精辟的阐述,亦多创新之见.他的许多史学观点对当今史学研究和方志编纂仍有借鉴意义.     

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在中国方志学方面,他有重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方志工作。现在,我们正在整理旧的方志,使它的丰富资料能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为了进一步发挥地方志在四化中的作用,许多地方也在着手编纂新的地方志。因此,研究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论述和贡献,对我们正在开展的方志工作,是会有帮助的。     

章学诚对民国学者方志编纂思想影响初探

章学诚提出的系统的方志理论在传统方志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章氏虽处乾嘉时期,但是其方志学思想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近代性因素,对于方志的认识、方志的编纂理论等思想对民国众多志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萌芽于传统的近代因素与西学共同作用影响了民国志家编修方志的实践。     

论梁启超方志学理论研究

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梁启超首次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简明地总结了我国数千年修志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具体分析了清代修志繁荣的原因,高度赞扬了章学诚对编修方志所做的贡献。     

论方志的性质

在我国的方志史上,对于方志的性质,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专家学者们在各自的方志学论著中都在探讨、阐述方志的性质问题,但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从历史上看,这种意见分歧曾表现为“史地之争”。一种意见认为方志属于地理。现存的唐代至清代多种方志的修纂者及研究者,在他们所写的《序》、《跋》和评述中,多把方志认作地理,唐人刘知几、李吉甫,宋人程大昌、王象之,清代的著名学者兼方志修纂者和辑佚者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等人都是这种主张。这一派以戴震为代表,明确地阐述:“志以考地理,但悉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直接了当的以为越出地理的范围,已不是方志的事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方志是史。后汉郑玄就认为方志若“国史”,宋人郑兴裔也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这一派以章学诚为代表,他更为明确地指出:“志属史体”。清代章学诚与戴震之间曾发生过争论。后来的梁启超、李泰棻、瞿宣颖等人也都承认方志即“地方之史”。     

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

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高度发展,皇权的集中促使了诏令文书、臣僚上奏文书及官府往来文书等档案得到了较好的保管与整理,章学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他根据"六经皆史"、"方志立三书"等指导文献编纂的实践理论,并将"著述"与"比次之书"区分开来,提出了对清朝乃至现今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都有深远影响的"比次之道",从而奠定了他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功绩,引发后人对此学说的学习与思考。     

章学诚的方志学——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五

<正> 章学诚(实斋)是清代浙东史学大师,是我国历史上后于唐代刘知几约千年的又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是可与刘知几的《史通》相比美的。他生当考据之风盛行的乾嘉时代,学问不合时好,而自己又不愿“舍己以从时尚”,因而一生当中,始终不得志,尽管直到四十一岁考取了进士,“自以迂疎,不敢入仕”。政治活动固然从未参预,就是史馆之职也未曾取得,所以平生精力,除了论史、讲学外,多用于方志的撰修和讨论上面。他把自己对史学方面的理论用于编修方志,并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自己实践所得,提出了一套修志理论,创立了修志体例,建立起“方志学”。     

方志的体例和种类

地志的著录,始见于南朝刘宋王俭的类书——七志,方志被列于专记地域的图谱志中。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杂述篇》,将方志列入史家杂著中。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将史分为十四门,方志列入十一门地理之中。章学诚将史籍分为十三门,方志列入十一门地理之首。梁启超将方志列为史十种二十二类中的十七类。章太炎将方志列为历史的第五门。体例未备之前的方志是芜杂的。专载政事的如《吴越春秋》,专详地理的如《湘中山水记》,载郡县     

自由主义学者眼中的章学诚——倪德卫的章学诚研究解析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倪德卫教授的章学诚研究不免先入为主。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在理解章学诚的实学思想、主体性思想、＂言—事＂思想和＂家＂学思想时出现了偏离。客观地说,章学诚仍然是传统思想的继承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     

谈《嘉庆合肥县志》

记载合肥地方史事的方志,流传最广的,当首推嘉庆九年合肥知县左辅纂修的《嘉庆合肥县志》。左辅,江苏阳湖人,字仲甫,一字蘅友,号杏庄。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嘉庆五年以知县官合肥。左辅很重视县志,认为“时盛时衰,治之流也;何以盛,何以衰,治之源也”,而“教养之术,因时地而异,其施以求得所宜,必知其邑古今受治之盛衰、得失、沿流、积渐之故”。他的这种和方志名家章学诚一脉相承的“史为经世”     

再论章学诚探讨著作与纂辑的史学贡献——金毓黻《中国史学史》补阙一则

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著作与纂辑区别的学者,并不是清代章学诚,而是明代谈允厚。章学诚的贡献在于,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对著作与纂辑二者关系的辩证认识。章学诚之所以能有此创见,主要是由于他能把个人的学术研究融入到时代潮流中去。     

学统建构与文论之争——章学诚与桐城派古文理论之比较

清代学人的学统意识比较明显.桐城派合程朱道统与韩欧文统于一身,成为清代文论的中坚.章学诚生当桐城派兴盛之际,其以史统文的学术取向遂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上产生了争论.鉴于桐城派文论学者论述已多,本文着重阐述章学诚的古文理论,从学统与文统,学与文,义法与清真等方面比较章学诚与桐城派尤其是与姚鼐古文理论之异同.     

关于新修方志理论研究及其批评问题的思考

中国大陆将近30年的地方志事业发展迅猛,成果斐然,举世瞩目。但方志理论研究,特别是方志研究理论批评问题却相对滞后,跟不上方志事业的发展步伐。对此,必须引起深度关注。方志理论研究的正常化,"百花齐放、百花争鸣"风气的形成,是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为正确开展方志研究批评工作,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深刻认识方志理论研究批评的价值;二是要正确掌握、运用开展方志理论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三是方志创新要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同时,中国地方志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唐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经史关系、通史家风、文人修史、史家史德的理论认识以及撰述与记注、史义与史法的区别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

本文认为章学诚是被现代学界推崇备至的学者，对他肯定的多、批评的少，尤其是章学诚对同时代的汉学家的批判，后人也多加称道，这缺少具体分析．章学诚对汉学家们反对宋明理学礼教思想的批驳，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落后思想意识．在学风上，对考据学多訾毁泄愤，而自己却孤高自誉，与汉学家相比较，其学风不足为训。在章氏著述中，空言多而实学少，“硬伤”百出，失之严谨，见讥后世，与乾嘉汉学家相比，其学问也远逊一筹，可非议之处颇多，因此对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章学诚与《史籍考》编纂新论

《史籍考》作为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编纂从发端至手稿最终毁殁,许多官员及士人参与其中。章学诚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署名周震荣的《上李观察书》对《史籍考》编纂内容与体例的陈述,乃是章学诚校雠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章氏学术视野的高远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融通,对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作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总设计师,章学诚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该著,但在编纂该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不断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     

章学诚师执考

章学诚师执考何兆龙章学诚（１７３８—１８０１）以一介寒儒，挟册谋生一世颠沛，倍尝艰辛，却著传世之作，入学术之林，终成一代巨擘。主要固然靠其自身的勤奋、刻苦和努力，更不乏其师执对他的教诲、支持和帮助，在章学诚的师执中，虽有不少是学术名流、封疆大吏，但也...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论章学诚的主要史学成就

章学诚，学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清乾隆3年（公元1783年），卒于嘉庆6年（公元1801年），终年64岁。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继唐刘知几之后的又一最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中身于书香世家。祖父章君信、父章柳均性好读书，尤嗜史学。章学诚在祖父、父亲的熏陶下，幼年时代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青年时期更是“识趣则不离乎纸笔，性情则近于史学”“。他常在课余取《左传》、《国语》等书，分为纪表志传，作《东周书》近百卷之多。章学诚好学深思，阅读了大量史书，且对其“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     

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几点看法

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如果从战国时期的《禹贡》算起,到现在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二千多年的历史中,编修地方志的传统代代相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的地方志达九千余种。此外,国外还大量收藏了我国的地方志。如日本收藏中国的地方志有2847种,美国仅国会东方部收藏中国地方志有2939种,如果把其它几处收藏量加在一起(其中有些相同的版本),与我国现存地方志数量可等量齐观。地方志源远如此流长,种类这样繁多,这不仅在中国是件值得骄傲庆幸的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伴随而来的必然有它一套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研究,又推动着这门学科向前发展。在地方志二千多年的演变发展进程中,同样,方志理论的研究与方志的发展相伴随。宋末元初之际,地方志开始定型并稳步地向前发展。在此之前,对于方志理论的探讨,除有的文人学者在个别史论文章和当时编修的志书“序”“跋”,以及有的方志目录学家、辑佚家的考坪中做些涉及之外,几乎没有开展。明、清以后,编修地方志日趋发展,盛况空前。特别是清代,成了编修地方志的鼎盛时代。方志理论研究随之被人们所重视。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首开方志学研究之端。他提出方志要“去华求实”,“经世致用”。他利用地方志资料撰著的《天下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