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重要的关于环境保护司法救济制度。针对目前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研究和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强化环境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提高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目的。     

环境侵害司法救济的缺口分析

近年来日益频繁发生环境侵害纠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重大因素,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三大诱因之一。然而从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侵害救济案件数量上看,此类权益纠纷进入司法救济途径的并不普遍。对于司法救济机制未能在环境侵害纠纷中充分发挥救济权利、化解矛盾作用的原因,通常被归究于公众的法律意识不强。这一归因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对公众的自主价值判断和话语权的尊重,从而导致对环境侵害司法救济问题的思考忽视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前置条件。针对公众环境权利意识的调查结果显示,阻碍环境利益冲突走向司法审判程序的因素有二:一是公众环境权利司法救济需求的发现不足;二是司法救济制度供给的不足。     

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

环境侵害是现代特殊侵权行为之一，它具有与传统侵权行为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要发挥民法对环境侵害受害人的救济功能，就必须对传统民事权利体系和民事责任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包括环境权概念的确立、无过失责任理论的发扬和因果关系的调整等。此外，在救济方式上，也应注重救济措施的后效应。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理论基础之探析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理论基础包括私人检察总长理论、公众参与理论、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和妨害公众理论.私人检察总长理论是指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享有法律授权的类似于检察总长享有的起诉资格;公众参与理论是指为了弥补政府实施法律的不足,由私人以提起公民诉讼的形式参与环境法律的实施;公共信托理论是指为了监督政府履行环境资源受托人的义务,公民对于损害环境的行为有权提起公民诉讼.环境权理论是指公民享有在优良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环境权可以通过公民诉讼来实现;妨害公众理论是指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妨害行为可通过私人提起诉讼的方式加以救济.这些理论基础推动和革新了传统的起诉资格法律,使公众的环境权益通过司法得以有效救济.     

论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法制转型

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人民群众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环境保护工作应该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的环境管理模式正在形成.新的环境管理模式更重视公众的切身感受及其环境权益的实现,其管制目标理念、法律义务和责任设定、管制措施等与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的管理模式有明显的不同.管理模式的改变对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都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应当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进行环境法制转型,在立法目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救济等方面进行回应.     

对构建我国公益诉讼的理性思考

近年来,消费权益侵害、环境污染严重、政府行政行为及其他非法行为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对这类行为由于无明确合法的诉讼主体,致使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鉴于此,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机制,但至今尚未在理论上达成一致看法,也未得到立法、司法上的认可。因此有必要对公益诉讼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等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并就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建立提出相关设想。     

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缺失与构建

当前,中国缺失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法律规定,从而使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囿于传统诉讼法狭义、严格的原告资格概念。中国应当借鉴国外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拓宽原告资格,抛弃“直接利害关系人”说,扩大对环境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扩展“实际损害”的范围,承认环境保护团体以及其他公益组织的原告资格,赋予当代人保护后代人合理的环境资源福利需求的起诉权;应当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采取有利于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措施,从而建构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法律制度。     

论环境侵权行为

环境侵权行为与传统侵权行为不同 ,具有独特性。传统的法学理论因局限于自身的时代实践 ,无法适应环境侵害这一现代社会新型的侵害行为 ,惟有对其重作调整 ,方能对付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     

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理路与司法救济进路

环境公私协作通过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引入责任共担、风险分担、互利互倚的合作契约机制的建立,旨在引入社会资本,推进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治理以及增进环境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它体现了环境行政从传统的监督管理行政到契约行政的法理拓展与机制创新.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环境公益目标导向下的行政契约,并具有公法性和私法性并存、行政目的性和契约合意性兼具的特点.依据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中契约合意与行政权力优位顺序的差异以及所占比重的不同,可将其类型化为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司法救济是环境公私协作法治化、规范化不可或缺的环节,私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以传统的民事诉讼为主要司法救济途径,而公法性环境公私协作契约的司法救济,则可根据具体纠纷起因而选择适用行政诉讼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此外,环境公私协作契约行政追求的环境保护公益目标,也为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济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必要性基础.     

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检视与思考——以环境审判机构改革为视角

环境纠纷作为一种现代型社会矛盾需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诉讼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机制与行政处理、民间救济等相比,具有鲜明的自身优势和特点.环境保护形势和环境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需要加快推进环境案件的审判机构体系改革与发展,也催生了环保法庭在我国特定区域的创设与运行.但是,专业型、系统性、规范化的环境纠纷司法救济体制的建立尚需案件来源、诉讼管辖、因果关系和裁判执行等配套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上榜中篇小说点评

<太阳为谁升出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非常"后现代",它解构了它所写的一切;<纪念碑>是一篇先锋小说,但却体现出本土化,具有本土之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对网络广告传播的几点思考

作为广告界的一大热点，网络广告的运作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从广告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对网络广告认知度低、广告与网站关系暧昧、传播信息与目标受众信息寻求发生错位，是网络广告在传播流程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借助传统媒体，扩大对网络广告的认知度，理顺广告与网站关系，培养网民的忠诚度，是促进网络广告成熟的当务之急。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国际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并呼吁人们强化网络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两性中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这种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间接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完善。比较典型的有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等方法。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