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政府行政方式的战略性选择--加盟WTO与实现我国行政法治化的对策分析

行政法治化是行使行政权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方式上达到遵行法律权威的一种文明状态或程度.入世是市场经济迈向国际化的选择,也使行政法治化的任务更加紧迫.为此,必须改变行政观念,构筑法治行政的理性平台;完善法律体系,为法治行政提供制度保障;规范行政程序,予法治行政以"阳光”内涵.     

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阐释与规则构建

从主观证明责任视角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着适用主体不明确、争论事项不一致、分配对象不相同、研究视角形式化等问题。证明责任分配之规范说理论起源于民事法领域,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异于私法制度以权利为核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行政职权为逻辑起点。将行政职权与规范说结合进行重述是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当然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在程序设置上与传统三大诉讼程序不同,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必须要作出适当调整才能适应法定的诉前程序。具体来说,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前行政主管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职权形成违法的要件事实,由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     

行政程序设置的标准及程序法律化的意义

现代社会对行政权实施监控，以充分发挥行政职权应有的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和如何监控行政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坚持和发展传统监控方法———从实体方面控制的同时，日益关注从行政程序即从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间等方面来控制行政权。发挥程序作用的前提是行政程序必须是良性程序。本文认为就行政权特性而言，良性行政程序应具备两个条件：一、与行政权受控性相适应行政程序应具有公正性；二、从行政权公益性出发行政程序还需追求效率。法律化的良性程序具有普遍性和强制力，它可以超越从实体方面对种类各异、富有变化的行政行为监控的困难，以特有的外在的程序约束与实体控制相结合，实现防止行政专断，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公开的程序及方式

行政公开的程序及方式不仅能对行政权力的运行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保证行政公开行为的规范、有序进行,更重要的是,它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或实现行政知情权、参政议政权和监督行政权的重要保障。     

行政程序法全方位多视角的开拓性研究——简评皮纯协教授主编的《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

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利的扩张 ,使得法律对行政权在实体方面难以监控 ,转而对行政权在行政程序方面加以法律控制则势在必行。纵观行政法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史 ,规范、控制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是行政法的主旋律。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 ,正是基于实现行政程序的标准化、正规化的迫切要求 ,也充分实现了宪法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之精神 ,尤其在权利保障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为民主法制国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成为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范例。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强行政的国家 ,又加之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轻程序、重实体”的弊端 ,很长一…     

宪法权力体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调整

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下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并不符合宪法关于权力的体制安排.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应是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设计的出发点.进行这一判断,应置于我国宪法体制的规范安排之下来考量.行政强制执行与行政权活动息息相关,应属于行政权范畴.而人民法院的主要功能则在于以一个中立者的身份来裁判.基于此,应对现有模式进行以下调整:坚持以行政机关统一行使执行权为原则,以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执行案件由法院审查执行为例外.当然,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完善,还需有其他配套的制度支撑,对于行政诉讼而言,作为实现上述模式设计思路的配套措施,则必须修正“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     

略论行政程序法及其功能

行政程序法成为我国行政法治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本文认为现代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所遵循的程序，以及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时所遵循的程序的总称。其功能主要表现为：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促进行政民主化；通过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沟通、协调、平衡，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论行政迟延

行政迟延作为一种非理性的职权行使行为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中是被忽视了的环节。事实上,与传统行政违法、行政不当、行政不作为等相比,行政主体对行政职权行使的怠慢、对行政职权的无端放弃、对行政行为作出的时空滞后以及其他在行政过程中的迟延是更为根本的问题。由于没有能够将行政迟延等非理性职权行使以及控制进行科学提练,以致我国行政法对行政权的控制仍然不十分得力。基于此,我们对行政迟延的性质、理论形态以及法律控制等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认为应当提高对行政迟延进行控制的行政法意识、在行政实体法中设置行政权行使方式的制度、以行政程序法设立行政迟延的专门控制条款、强化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裁量。     

论行政表明身份

行政执法证是当前行政表明身份的主要形式.表明身份制度的法理基础是行政公开.身份上的行政公开,是以行政权的行使为前提,兼有表明身份的必要与可能,以作为衡量行政工作人员表明身份范围的判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执法证目前已适用的行政人员范围的基础上,应拓宽行政表明身份的工作人员范围,以充分体现行政公开.此外,为解决表明身份制度实际规范效力的不足,在制度结构上应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内在统一.     

论依法救灾的行政程序

对于我国这种行政权为主导型的国家来说,依法救灾主要是行政权依法救灾,即行政权在救灾中应如何保障和规制。然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抗灾救灾法,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等平行法;其次就是一些针对性较小的应急条例,这样就间接导致了我国在依法救灾过程中效率的低下,从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无谓的牺牲。我国必须完善相应的救灾程序的立法,尤其是政府在救灾过程中行政程序的规制,切实做到政府在救灾过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论行政法治——行政权的法律保障与法律控制

行政法治是用法律来调整、控制整个行政管理体系及活动。行政活动以行政权力为后盾,是国家行政机关履行职能所必需。对行政权的法律保障与法律控制,是加强行政法治、促进行政权合法行使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应有之义。行政权的法律保障是行政法治的前提和基础,行政权的法律控制是行政法治的保证。完备行政法制,从法律的保障与控制的结合上保证行政权的合法行使,将有助于行政法治的加强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及其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行政法学着重探求行政管理的法制化,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后,逐步建构起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主线的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晚近则发展出以行政法的解释和适用为主要取向、以实定法律秩序为出发点、以法律方法为核心要素的行政法释义学。今后,应以宪法为依归,探求行政任务取向下的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改革。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中,应着力探讨效能原则;应超越行政主体范式,建构行政组织法研究中的"任务-组织"范式;应推进行政任务导向下的行政行为形式改革,关注非型式化行为,关注如何选择与实现行政任务相匹配的行政行为形式;应推进行政任务导向下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以及行政程序的简化。未来可通过深化行政法分论研究,推进行政法总论与分论的相互学习,提升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水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协商问题研究

量刑协商机制的构建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判息讼、繁简分流目标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当前,由于控诉机关职权理念尚未转变、量刑协商相关规范性文件缺失以及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效果不佳等原因,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普遍存在部分检察机关权力运用不当、对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充分、法官案件审理趋于形式化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应从根本上确立控辩平等协商理念,从制度上构建精细化的量刑协商程序,以保证协商机制实效性的发挥.另一方面,还需完善有效辩护制度以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为量刑协商机制的规范和高效运行保驾护航.     

论强化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

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模式基本符合当代行政诉讼的本质和价值,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地提高行政诉讼原告的举证地位。在立法层面上,应修改行政诉讼法典,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行政诉讼原告举证地位的法律保障;在理解层面上,应遵循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质,侧重于对行政诉讼举证地位的保障;在实践层面上,应改变职权探知主义为主、辩论主义为辅的模式,切实提高行政诉讼原告举证时的主体地位。     

对构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在考虑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应以保障全体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为原则;在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上,应考察贫困的原因,对于不同情况的人群要分门别类地进行保障;必须确立合理可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运作程序;保障资金应由中央和地方分别列入财政预算,由县、市民政部门实行专账管理。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交通警察权与其他行政权的关系及其实现——行政权谱系中的考察

处于行政权谱系的交通警察权与其他行政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职务协助,该定位不仅可为相关规章内容不统一问题提供正当性注解,而且基于法规范与法事实的错位以及城市治理的合作化诉求,也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两者职务协助关系应在双重维度下展开:交通警察的协助行为应具备基础性条件、职权性要求、被动性情势、裁量性过程4要件;而其他行政主体协助行为的"基础性条件"应更为宽泛。对协助请求遭拒与协助行为责任承担,应规定不同的救济路径。     

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若干思考

为保障当事人诉权,解决立案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改革法院立案制度,变立案审查制度为立案登记制度,但在实践中出现了案件井喷、立案程序冗杂、法官工作量日趋加大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改革中并没有涉及案件受理程序的核心问题——起诉条件,职权主义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在理念上以管控维稳为主、诉权保障为辅。完善立案登记制度首先要区分起诉条件与诉讼要件,将其放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中;其次要完善分流机制,解决案件数激增的现象;最后要重新梳理诉答程序,实现每一阶段程序存在的意义。     

行政再审程序之改造——以行政诉权保障为分析视角

行政再审程序沿袭了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规定,但却未体现其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作为一项独特的救济形式,行政再审程序在实际运行中生发出诸多疑问,形成难以解释的诉讼怪圈,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诉权的旁落。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制度运行的基石,对行政再审程序缺陷的分析和制度的重建应当以行政诉权的有效保障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