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研究新论

中华法系的研究,从民国开始到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儒家学说是缔造中华法系的灵魂,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伟大创造力的体现,是唯一本土的法系,具有孤立性和保守性。中华法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它源远流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中保存了许多跨越时空的民族性、民主性制度与思想的资源,对于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可以成为重建中华法系的一个基础。     

中华法系价值论综述

中华法系韶华不再,渐成前音绝响,然而中华法系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对中华法系价值的评价,迥异的结论以宏观或微观的形式缤纷呈现,其中不免有受到某种观念或学术范式的拘囿或影响而语焉不详如浮光掠影。该文从中华法系研究的集大成者张晋藩教授对中华法系价值具有代表性的归纳出发,重新审视民国对中华法系的传统价值观,并对当下学者以各种范式或角度对中华法系价值判断的态度进行综述,揭示只有在当下法治语境下对中华法系历史价值重新审视,才能真正开始面向未来价值的探索。     

从中华法系到东亚法——东亚的法律传统与变革及其走向

现今学术界有关东亚法的整体认识,大致有新中华法系、东亚普通法和东亚法系这样几种代表性论说。以法系理论为视点,我们观察到东亚共同的法律传统在近代开始发生变革,中华法系在西法东进中趋于解体。如果以构成法系的要件为标准来衡量现今的东亚地区法,可以确认现在还没有法系意义上的东亚法,包括东亚普通法、东亚法系和新中华法系都是不存在的。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现今东亚地区法确实由于历史传统和近代继受的原因,加上地区共体化的推动,形成了某些类同与趋同的现象,这也许预示着未来东亚法的某种可能走向。     

中华法系伦理量刑的核心意蕴——"孝道"规范的历史沿革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自古就有"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理念.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孝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与此相适应,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华法系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法律制度--伦理量刑制度.而这一量刑制度的基本精神又是以"孝"道规范为核心而形成、发展和演变的.     

中华法系伦理法特质衍生的社会基础

中华法系的特质在于它的宗法伦理性。中华法系伦理法特质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地理环境、小农经济、家国一体和儒家思想等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共同塑造了中华法系的伦理法特质。     

法律文化研究 主持人语

中华法系研究既是一个历史学术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很强时代性的课题。随着21世纪新千年的展开,随着中华民族和亚洲的复兴,历史与现实必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怀着这样的心情和期盼,来思考和展望中华法系的研究,不只是一份学术的兴趣,更是一种学术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我们在中华法系的研究中继往开来。开来在于创新,创新离不开继承,这是学术的铁律。中华法系研究的继承,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精神的继承;一是学术成果的继承。中华法系研究的早期开拓者,像杨鸿烈、陈顾远等,都是在比较艰难、动荡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里取得重大成就的。…     

中华法系的历史沿革与复兴——以立法思想为例

中华法系的演变史,其实就是法律与道德的地位此上彼下、互相交替的历史。中华法系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想要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但它的某些精神内涵则完全适用建设现代化法治社会的需要。立法者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将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涵更多地纳入到现代法律中,从而实现对中华法系的"曲线"复兴。     

简论中华法系的特色与价值

中华法系作为制度形态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它具有两重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中华法系的特色在于：一是具有重法治、修法典的传统。表现在法律公开化，即让官民知法和公开进行宣教，律条简明、因时制宜、相对稳定；二是诉讼法制审慎肃重；三是严肃护法，严格执法。研究中华法系遗产，我们既反对全盘吸收的“颂古”，也不赞成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应从“历史镜鉴”的角度，加以批判地吸收     

共同犯罪视野中单位因素的介入及其思考

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竞合虽然是一种逻辑必然，却仍然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困惑，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类型加以划分，并探讨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规则，以及单位共同犯罪中单位和个人的定罪量刑标准差异化规则，并由此来探讨单位共同犯罪中两个层级的主从犯认定，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诸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理论意义重大，并为司法现实所急需。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单位内部自然人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单位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     

试论中国古代律令及其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

试论中国古代律令及其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吴怀民（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世界法制史上，一般分为中华法系、印度法系、阿拉伯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五大法系。西方历来重视对古代、中世纪希腊、罗马、日耳曼、西亚古法的探讨，很少对中国古代律令进行研究。近代以...     

论首要分子与主犯、组织犯之关系

中华法系、苏俄法系、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共同构建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的框架,各种理论的相互融合也造成了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一定程度上的混乱。首要分子制度作为中华法系的传统理论,在我国当代刑法理论中的归属问题也有所混乱。首要分子与主犯之间是交叉关系、首要分子与组织犯之间也是交叉关系,而组织犯则存在于一切共同犯罪之中,都属于主犯。     

中华法系土地用益制度的演进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法系的发展过程中 ,作为民法物权客体之一的土地 ,对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均有重要政治、经济及军事意义。中华法系土地用益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每一阶段均有其自身独特的主导性特征。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经济的发展程度、军事征战需求 ,乃至宗法思想观念等因素 ,都对特定时期土地用益制度的形成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走出“律令体制”——重新认识中华法系

"律令体制"说肇始于日本汉学界。中华法系不应归结为"律令体制",而是一种"礼法体制"。从"礼法体制"来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以廓清长期以来对其的误读、误解和误判,揭示古代中国法由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组成的法律样式,寻求中华法系追求"礼法之治""良法善治"的法文化遗传密码。     

中华法系新论——兼与西方两大法系比较

中华法系是法律史学科中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论题,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价值.然而,囿于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局限,该研究难有突破.本文用比较法理论,置中华法系于世界法律格局中,并相对应于西方两大法系进行思考,对中华法系及其形成进行论述,提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见解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古代伦理法为基础,以唐律为代表的东亚、东南亚一系列封建国家法律制度的统称.中华法系的形成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法超出中国的范围而成为东亚、东南亚国家法律传统和法律系列的过程,其中,几乎没有武力征服或任何殖民扩张的因素,它与中国法文化优势的形成相一致,是唐律传播并影响开来的必然结果.     

论非洲法律文化研究中的法系问题

非洲的法系问题是非洲法律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研究非洲的法系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法系及其归类."混合法系"理论对于研究非洲的法系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非洲法律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它所包括的内容亦有所不同.事实证明,一个独立的非洲法系是不存在的.当代非洲的法系主要包括:非洲大陆法系、非洲普通法系、非洲混合法系.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有效实现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预防犯罪机能的功效。但是,对于该罪的量刑,立法及司法均缺乏足够重视,各地法院在量刑中的问题逐渐浮现。以江苏省法院网公布的三百份裁判文书为蓝本研究发现,该罪在量刑中存在诸如对缓刑、免刑乃至出罪的过度谨慎、对量刑情节考量的过于片面、各地法院量刑标准差异过大等现象,反映该罪量刑的不规范、不均衡。此种量刑现状引发的社会效应也是双重性的,一方面建立了醉酒驾驶行为刑法制约和诱导机制,同时又带来诸多弊端,呈现出优势与困境并存的局面。从罪状设计缺少限制性、法定刑配置不具有阶梯型、统一量刑标准缺失等多个角度解构其成因,并力图围绕着各种量刑困惑和社会成因,从血液酒精浓度标准的法律完善、醉驾行为社会风险的分级处理、从轻处罚情节标准的严格设定三个方面,思考解决该罪量刑问题的方案,可期待促使该罪的量刑步入法制的正轨,真正震慑酒驾行为。     

“礼法合治”:中国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

从“礼治”到“法治”再到“礼法合治”,是传统法律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与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历经西周“礼治”的崩落、法家“法治”的兴起与隐退、汉儒“礼治”的复归与“德治”的重光,“礼法合治”成为古典法治的常规形态。“法”不等于全部法律,“礼”不等于道德品质,“德”不等于“道德治国”。中华法系的“礼、律、典”结构与“天理、国法、人情”的司法模式,是“礼法合治”的典型表现。探明中国法律与制度的源流、内容和演变,洞悉中华法系的理论与精神,对于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伦理特色

中华法系作为世界五大法系的重要一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法系的重要特征即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化进程是以家族本位和义务本位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法律化过程.中华法系在当今世界法律体系中虽然已经消亡,但数千年里延续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封建法的这些伦理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或多或少有所反映.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克服这种不利的倾向,从而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论我国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构建

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审判中，定罪活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量刑活动存在的问题受到了忽略。近年来量刑制度改革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构建量刑程序的关注。理论上，量刑程序在审理对象、程序参与主体和证据制度等方面存在特殊性。两大法系存在着合一和分离两种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关系模式。这两种关系模式都存在着优势和弊端。我国在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时，应该尊重量刑程序的程序特点，借鉴两大关系模式的优点，把握相对独立的实质。     

实行一本制明确的量刑建议构建阳光量刑平台

量刑建议属于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实行量刑建议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符合诉讼原理。健全量刑建议和量刑说理制度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本制明确的量刑建议是启动阳光量刑制度的最佳方式，量刑说理是阳光量刑的关键。基准判例是阳光量刑的重要依据，科学考评是阳光量刑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