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民族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及其当代启示--《阿诗玛》60年命运沉浮

《阿诗玛》从民间叙事走向民族经典是建国后一体化政治的结晶。从艺术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角度考察《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发现，《阿诗玛》从民间走向经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整理”“改编”“翻译”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导向、“集体创作”和媒体参与下的文化塑形过程，其间“新的人民的文艺”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制度性动力，而民族“元语言”叙事模式向多语言叙事模式的转变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命题，媒体则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地加强和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地位。     

勘探“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

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形态是在历史曲折中形成的 ,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角色意识经过错位与置换 ,导致“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的失落或潜隐 ,有必要重新勘探与阐释     

英雄形象塑造与十七年《人民文学》的爱情叙事

作为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集中反映了那一时代的文学风貌。透过十七年间《人民文学》的英雄塑造和爱情描写,我们发现,通过“大众化”、“典型化”以及“两结合”等一系列叙事策略的转型,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原则和叙事范式得以确立,并在之后的文学实践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和实施。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三个代表”与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定位

价值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传统的、西方的和过去“左”的价值观,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以破除陈旧、落后的价值观。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论的价值观,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人民主体论价值观核心内容的集中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共产党人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共产党人切实解决好价值选择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则。     

“真实”的“改写”与“新中国”想象——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的叙事意识

在现当代文学叙事发展进程中考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乡村社会图景的差异并不仅仅是“真实”程度的问题,实则内含着在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时刻,从叙事方式的选择、叙事结构的设计、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等方面递嬗演进的生动信息,体现了这一时期关于“新中国”想象的急剧进展。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易经》文学化品质的三维结构

《易经》是一部文学化的哲学著作。结构维域下其具有言、象、意等三个层面的成分构成,具有语音的韵律性音乐性、字词含义的精练性多义性、阐义释理的形象性生动性、载道寓理的蕴藉性丰富性等文学品质。对《易经》进行文学化结构成分分析,可以使人感受《易经》与后世文学的契合和交流关系,彰显其文学品质价值。可以拉近《易经》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使《易经》获得更多的文化观照。但目前相关方面的研究并不系统充分,对此有探讨研究的空间和必要。     

论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主体广泛性、速度及时性、过程互动性、内容复杂性等特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一元性、权威性、针对性和理论性形成了挑战。同时,自媒体时代也为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力、吸引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带来了机遇。加强和改进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需要实现传播模式由以“单位传播”为主转为与“社会传播”相结合,传播内容由以“理性传播”为主转为与“感性传播”相结合,传播主体由以“教育者”为主转为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传播监管由以“技术删控”为主转为与“法德并用”相结合。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文心雕龙》之“清绮”审美范畴考辨

刘勰以“清绮”一词概括魏文帝曹丕的文才,但是之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对“清”“绮”进行溯源,考察两者的审美意义,并以《文心雕龙》中出现的以“清”“绮”为构成语素的范畴作为内证,将刘勰所论述的有关“魏文帝的文才”作为具体对象进行分析,明确了“清绮”独特而丰富的审美内涵:1.以“清”修饰“绮”,是为了淡化“绮”,消解“绮”的畸形膨胀;2.作者内在气质之“清”表现为作品外在之“绮”;3.作品具备“绮”内容与形式的同时又要以崇“清”(“雅”)尚“简”为原则。     

“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

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些失误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以及“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提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焚书坑儒研究总结与问题前瞻

近十年来中国内地学界对焚书坑儒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方法丰富,成果数量较多,而且学术争鸣与商榷颇多。但同时也存在着创新性欠缺、重复研究以及学术不严谨、主观主义色彩浓厚的现象。今后的研究,应当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研究的视野、方法一定程度地运用到“焚书坑儒”的研究上来,并注意“焚书坑儒”的举措与秦帝国维护...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权利观变迁及其启示

从权利观念变迁的视角出发,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工具性权利观阶段,第二个是个体化权利观阶段,而个体化权利观阶段又可以被划分为意志论的权利观阶段和利益论的权利观阶段。不同的权利观反映了其所属阶段的社会生活状态,并将这种状态通过权利话语表达在法律体系中。权利观变迁的背后是在形塑主体性过程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化,而权利冲突、权利滥用现象的普遍化所表征的利益论权利观的失灵恰恰源自主体在追求利益时对自身的遗忘。发展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法治实践的共同体权利观是解决权利冲突、权利滥用问题,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