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NGO法律政策的若干问题

1990年代以来,NGO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中,NGO相关的法律政策环境无疑成为影响其进程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文章基于对我国NGO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历史过程和现状特点的理解,对围绕我国NGO法律政策环境的一系列问题,诸如NGO的法律地位、概念界定和分类体系、登记管理体制、税收政策、社会监督机制、政府财政支持、人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和系统的分析,试图从总体上搭建一个有利于培育、发展、规范NGO健康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为下一步推动国家制定和完善有关NGO的法规政策提供参考。     

环境行政听证制度的必要性研究

相对于传统行政,环境行政有其独特的方面,比如环境问题的突出性及特殊性决定了环境行政的科技关联性、利益冲突性;此外听证制度在环境行政中的功能也具有特殊性,由此可以得出,我国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行政听证制度。     

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完善我国环境行政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对于推进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促进环境保护领域依法行政,保护环境相对人的环境权益等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很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完善现行的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关键是要改变现有行政主体理论,改革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体制;适当放宽起诉资格;扩大受案范围;确立双重的举证责任分担规则制度。     

土著人民环境权益保护的困境及其法律原因

土著人民的传统文化植根于自然环境,对他们环境权益的法律保护对该群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但在现实中,土著人民的传统农业经济正在消亡,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经常被国家剥夺。原因在于,法律的结构性限制导致法律无法公正对待土著人民,国家制定法与土著人民习惯法的内在矛盾使得国家对保护他们的环境权益持消极态度,知识产权法的本质决定了其无法承担保护的责任,国际人权法由于争议不断,还不能有效地起到保护作用。     

中国环境NGO的发展与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成长,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NGO,其在准入环节和运行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制度羁绊,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公民社会的不完全性。试图从制度分析的层面,探讨中国环境NGO拓展生存与发展权利的路径选择。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NGO法律地位的反思与重构

环保NGO是环境保护的生力军,然而现行的登记管理体制不仅阻碍了环境NGO的发展,更直接导致了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缺位。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环保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只能是诉讼支持者和诉讼代理人。要更大地发挥环境保护的"公民参与性",必须重构环保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不仅要赋予其原告资格,还需要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使其成为诉讼赔偿归属。     

我国公民环境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由于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对于依法治理好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已逐步完善,但对于公民环境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有一定缺陷,本文分析了现行的环境权保护相关法律,提出了应在法律上确立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完善公民环境监督权以及环境权的救济等法律法规,以使公民的环境权得到进一步保护。     

全球环境治理体制下NGO的特征及法律地位

随着国际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国际环境治理尤为必要。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治理体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国际环境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技术优势、国际民主、国际公益目的等特征,赋予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的有限法律人格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我国环保NGO对制度环境的诉求

我国环保NGO的制度环境具体包括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环境,这三者均对环保NGO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对制度环境的诉求不仅是环保NGO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生态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党、立法机关和政府对此均负有相应的责任,应充分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完善环保NGO乃至整个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     

论环境犯罪的法益

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旧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新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说明立法者对该类犯罪的法益作出了调整,刑法理论必须根据刑法规定重新确定保护法益的内容,进而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新的解释,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法益,既具有立法上的根据,也具有司法上的正当性。     

国内近年来民间组织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民间组织可以对构建服务型政府起到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是具有很强现实性和重大意义的课题。因此,有必要对近年来我国民间组织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研究文献进行收集、梳理和总结,就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进行归纳综述,并对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思考。     

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及其对我国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使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问题，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失调的直接结果。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目前我国许多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仍然处于“浅绿色”阶段。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环境观念变化揭示，我国环境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尽快地从“浅绿”走向“深绿”，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环境保护实践。     

论我国NGO(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法律障碍及解决途径

伴随NGO(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国的兴起和发展,全球掀起了一场社团革命。由于我国NGO主体立法的瑕疵与缺失、设立和登记中的严格主义导致众多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NGO的合法性受到质疑,遭遇合法性危机。因而,我们必须完善NGO法律体系,改革NGO设立和登记管理办法,为NGO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政府扶贫与NGO扶贫的比较

文章对政府与NGO非政府组织在扶贫领域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政府与NGO各自的优劣势以及相互合作的基础,找到了政府与NGO合作实施扶贫的模式,为中国扶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法律上环境权范畴的界定

将环境权作为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而将其作为一种应然的法律权利则面临诸多困境。其原因在于法律上环境权的范畴界定不清,尤其是环境权利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不明且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环境权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型权利,具有不同于既有权利谱系的典型特征。     

"天人合一"对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要思想,它不仅在中国古代环境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而且升华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对当代环境法制建设产生着重要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充实与升华;当代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是对中国古代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的延伸与发展;“天人合一”思想所包涵的优良环境道德文化,延续至今逐步形成了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并促成了环境权的产生和发展。     

全球化与中国环境法制现代化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生态全球化,与生态环境问题全球性相适应.中国环境法制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表现为多方面的趋同,但并不意味着全球将适用完全同一的环境法律.全球法律重构是一个多样化统一的进程.中国环境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反对"法律殖民主义",又要反对"法律民粹主义",在本土化的基础上,走国际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