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土著人生活

一般地说,土著人指的是外来种族征服、入侵和占领之前,世代繁衍生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他们大多数居住在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山村地区,以农牧业或狩猎为生。在地理和文化上,处于与文明社会半隔离的状态。长期以来,土著人为民族自决、资源、文化、权利及生存,进行过不屈的斗争。改善土著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彼得·凯里小说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殖民的移民社会,又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其民族认同问题非常复杂。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包含了欧洲白人遭遇澳洲土著人之后形成的种族认同,澳大利亚人为与英国人、美国人等相区分而形成的民族认同,白澳内部的爱尔兰人的认同以及华裔、德裔等不同的族裔认同。彼得·凯里那些取材于澳大利亚历史和现实的小说,建构了一个丰富的民族认同世界。在凯里小说中有白人和土著人的冲突,有白人对华裔的压制和迫害,也有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裔顽强不屈的抗争。     

论鲍勃·霍克时期的多元文化政策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始于戈夫·威特拉姆时期,至鲍勃·霍克时期已基本成型.霍克政府在继承前两届政府政治遗产的基础上,将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这一时期,旨在推进多元文化建设的管理、服务或咨询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使得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有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国家议程>的出台,将多元文化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倡导与土著人的讲和政策则从一个方面诠释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建设的丰富内涵.     

论澳大利亚的人口、民族及其社会文化

澳大利亚的土地是古老的,但国家却是年轻的。如今,这个以欧洲白人移民为主的国家,已经步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其民族结构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划分：土著人、白人和其他有色人;复杂划分：基本包括世界各主要民族的成分。因此,澳大利亚可以概括为是一个“由移民或移民后裔组成的国家”,这样的民族结构也就决定了其“多元文化”的特征。     

里戈韦塔·门丘荣获199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门丘现年33岁,印第安人。1981年在她的父母及兄弟被保安部队杀害以后逃离了危地马拉。她是为土著人权利而奋斗的女活动家。门丘现流亡在墨西哥。门丘由于其为实现种族和解和社会公平所做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说:“今天,里戈韦塔·门丘作为在她自己的国家、美洲大陆和全世界跨越种族文化和社会分界线的和平和解的生动象征出现在我们面前。”     

论澳大利亚战后移民计划的原因和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战后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此次移民计划着重强调劳动力市场的直接需求和种族、文化纯洁性的保持。     

美国种族社会现状及其复杂性

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强烈的种族与文化的同化思想．但种族歧视和移民的涌入．未能根除美国及西方国家种族与文化的差异．相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教育。移民由过去的欧洲人为主转为现实的拉丁美洲人和亚洲人为主。消除种族歧视所采取的是持续不断的民族复兴运动。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元文化和种族的划分，导致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种族之间的抵制敌视并存。     

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形成与演变

本文认为,在历史上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身份经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在共同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基础上才趋于独立和成熟。民族认同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也是澳大利亚走向开放的、民主的、成熟的现代社会的过程。     

从地名看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

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性特点。澳大利亚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沿革,其地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化的多元性。这些地名不仅是国家和地区的象征,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为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依据。文章主要从反映土著语言文化的描述性地名、唤起人们情感回忆的地名、反映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地名以及体现其他国家移民语言文化特色的地名入手,分析研究上述地名赋予澳大利亚社会的多元文化性。     

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形成与演变

本文认为,在历史上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身份经历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在共同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基础上才趋于独立和成熟.民族认同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也是澳大利亚走向开放的、民主的、成熟的现代社会的过程.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虚拟现实”科幻电影的叙事结构探析

在当代信息社会,人们对信息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传播媒介,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越发模糊不清。“虚拟现实”科幻电影以当代社会中的媒介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为叙事基础,形象传达了人们对信息技术和人的发展关系的哲学思考。在突出探析“虚拟现实”科幻电影的双重叙事结构的基础上,深层次解读了此类电影对于当代社会的人文思考。     

全球化语境中蒙古族题材电影荧幕文化的“消解”与“建构”

从全球化语境下蒙古族题材电影的主题来看,包括《季风中的马》、《蓝色骑士》在内的一些影片正在消解90年代《骑士风云》、《东归英雄传》等影片曾经对蒙古民族雄性文化的建构。但由于民族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创作者民族文化身份存在的客观性,新世纪的这种消解和曾经的建构之间陷入了一种＂二律背反＂的境地并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则有待于所有热爱蒙古族电影的工作者的集体努力。     

《喋血孤城》：民族精神及其人性反思——兼评该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发展的意义

《喋血孤城》以湖湘抗战中的常德会战为背景,展示了中国军人勇于献身的爱围情怀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和血性。同时,在还原真实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物的立体性塑造,赞美了生命的自由和舒展,反思了人性的善与恶,通过触目惊心的丑恶、痛苦和死亡来引起人们对“善”的思考和向往。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和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启迪价值。     

论《卧虎藏龙》的“人文武侠”理想

华裔导演李安的《卧虎藏龙》让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武侠电影.影片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将武侠电影从感官层面提升到了文化与人文的层面,将武侠与人文关怀兼容并蓄,从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武侠电影叙事模式.这种“人文武侠”的叙事模式,为中国武侠电影的转型带来了新的范式.     

浅议微电影广告中的品牌传播

品牌对企业经营、消费者消费等有积极作用,通过广告宣传,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深化品牌认识和增强品牌联想。微电影是近年出现的一种电影新类型。微电影广告作为一种新兴的广告传播形式,它的发展对于品牌的传播有着积极作用。但目前微电影广告存在不足,影响了品牌传播效果,微电影广告应该更加注重品牌传播。     

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明星制”成为一时之风。针对“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主题的突破 商业的运作——解析电影《建国大业》的成功模式

《建国大业》的成功有一个特殊时代背景——国庆，有评论者认为影片的成功更大意义上是时势造出的英雄，此片的制作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但是，这样一个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例，看过电影之后还是想从中吸取些经验，模式虽不可复制，其中的一些元素还是可以探讨的。作为一部主旋律的商业片，本文从主旋律的题材表现以及商业运作两个方面来探讨其突破、创新及对今后电影发展的思考。     

文化软实力与“中国英语”的关系

针对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及中国外语学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现状,从分析语言与文化关系入手,探讨“中国英语”和文化软实力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中国英语”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的英语教学改革。     

“艺术命名”的成果研究

艺术命名的成果形式为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理论文献。按照符号学的理论对艺术命名成果的内涵进行阐释,艺术命名的成果具有作为文化符号和材质符号的特质。同时,艺术精品和艺术经典在学理上的区分,其实质在于时效性和历史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