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西米亚”到“空间分形”：空间视域中的艺术自律及美学流变

艺术自律是伴随现代性进程而不断延展的审美文化现象,主要指涉艺术活动逐步获得自身场域伦理的过程。空间理论、空间视角和空间因素构成艺术自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形式自律的角度而言,现代艺术完成了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的“空间革命”,以“视知觉空间”、“并置空间”和“幻梦空间”完成自我指涉的形式自律,而后现代艺术空间的碎片化“分形”空间促使艺术形态呈现出解构与重构的特质;从场域自律的角度而言,艺术场域空间的生成与资本空间的流动、交流和区隔息息相关,正是空间的“不平衡性”和主体感性自由的反思促成空间距离的产生,也走出了一条从“波西米亚”到公共空间的理论谱系;从美学自律的视角而言,审美现代性的美学进程则依托艺术自律,并将自主性的艺术精神转化、拓展为审美革命和审美对抗。从本雅明笔下“游逛者”的现代空间体验到福柯的后现代“另类空间”美学,都体现出空间美学的谱系流变和不断介入现实语境的努力。     

论打工诗人写作的“智性”转变及转变焦虑

打工诗人的写作在当前正面临着新变的可能，写作时空场的“智性”偏转构成了转变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打工诗人追求“智性”维度的诗歌，与写作的“现代性”诉求达成了内在的统一，演变的“时间场”以其鲜明的“智性”表达构筑了新的写作装置；另一方面，标签化命名为打工诗人的写作带来极大的掣肘力，“智性”的转变则成了他们突破空间限制的重要策略，由此建构出了“智性”的写作空间场。但这种转变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焦虑性，具体表现为因写作功利性的增加所造成的思维的“不自主性”，以及因迎合批评家们的审美趣味所带来的“失语化”危机。     

“假借”也是一种造字的方法

“假借”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阐释的“六书”理论之一,后人的解读众说纷纭。“假借”究竟属于造字法,还是属于用字法,成为论争的焦点。从实例分析中得到证明,我们应该把“假借”视为汉字演变的过程,它是汉字的使用方法之一：但从“假借”过程的结果来看,它又创造了一批新的汉字（同“形”而且同“音”）。     

“转注”是一种很重要的造字方法

“转注”是一种很能产的造字方法,可以定义为：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通过增加、改变偏旁造出新字的方法.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三个阶段,“转注”在由假借到形声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孔孟儒学核心“仁”义探源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一种创造以来一直使用的书写符号,既是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自身的表意性又保存了汉民族的许多历史与文化信息。可以说,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更是早已成为解读历史文献的津梁和探索华夏文明的活化石。战国楚简中“仁”写作“■”“■”“■”,通过对这些字体结构的解析,证明了“仁”的核心要素就是“爱”,意义范畴就是“人”。以此为根基,孔子开创了以“仁”为核心的人学思想,建构起“爱人及物”的儒学体系,为人类的自身发展确立了完美的人格标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利用出土文字材料对孔孟儒学中的核心“仁”的构形理据及其形义演变进行梳理,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来探究先秦儒家仁学思想的核心内涵、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     

一种“新文字”是如何可能的——关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

德里达式的文字学,进入西方语言学内部“攻破”西方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是语音中心论或逻各斯中心论的。通过对西方语言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察,对比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传统,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传统忽视了语言的起源来自“原初文字”在场的痕迹。“原初文字”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属于传统理性之外的“事实性的科学”,从而宣告了一种新文字的诞生,它遵循“危险的替补性”逻辑。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从文化编码理论看“经”与“纬”的传统文化阐释

文化N级编码理论强调了实物材料的重要性,并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成性的叠加过程,这为传统文化的探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由于汉字显著的图画象形特质,在揭示传统文化和思维方面有着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优势,从汉字入手,可以体察文化原初的意义,破解后代象征符号的文化基因。本文结合文化N级编码论对“经”与“纬”二字进行了文化阐释,“经”“纬”本是指织布机上的“纵线”和“横线”,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二者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含义,“纬”的义项在引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不如“经”,“经书”和“纬书”的历史地位也有很大差异。本文试图揭示这种文化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     

谈“六书”与汉字正字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它又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我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汉字则是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历有六大形体结构,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统称“六书”.名曰“六书”,实际上讲的就是汉字的构造原则和造字方法.“六书”与汉字正字早已结下难分难舍之缘.     

从文化与语义的关系看“相”之“仔细察看”义对象演变

“相”的本义是“仔细察看”.通过分析历代文献发现,“相”的“仔细察看”义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其对象的变化上,其对象包括人、六富、刀剑、土地、宅墓等.其中相人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相马其次,相地、相宅墓呈下降趋势,相刀剑则在近代消失了.并用文化来解释这些语义现象.     

揭倭皇裕仁真相识法西斯之本质——读《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并纪念“九一八事变”

在英语中,以Japan表示的那个亚洲东部的岛国,近代以来用汉字“日本”自称,而20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则称其为“倭”或“和”(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与侵华战争》第30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真相》,凡引此书只注页码),是指在这个岛国中用武力立国的一族之族名。“倭”或“和”字并不是贬意,而是对其族其国的准确称谓。至于用汉字“日本”自诩的国名,则显示着妄自尊大。使用英语的人不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汉字的创造者和正宗使用者,也不必承认这种妄自尊大,我们完全有理由以汉字“倭”或“和”,来翻译不当使用的“日本”,就像英…     

《家语》的“层累”形成考论——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所见章题与今本《家语》之比较

通过比较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相关章题与《孔子家语》,可以发现:《家语》存在很多后人改动的痕迹,而《说苑》则与木牍章题最为接近。很多材料可以证明,从出土文献到《说苑》再到《家语》,存在梯次演进的痕迹,而《家语》处于最末一级,因此在版本学上是“晚出”的。但《家语》的改动并非出于王肃之手,而很可能就是孔安国所为。《家语》由于脱胎于“诸子百家语”之类的“说”类材料,因此在材料来源上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故而很多内容并非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实录。     

从“问题之谜”到“范式之争”及其超越——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李约瑟难题”再次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热烈探讨，但与研究热情的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遍共识的缺乏。这种研究共识的缺乏由“问题之谜”与“答案之谜”两方面造成。通过对“问题之谜”的梳理，可赋予李约瑟难题以当代意蕴， 并为“李约瑟难题”的当代转向提供新的解读空间； “答案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陷入“范式依赖”而导致的“范式之争”的学术藩篱。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超越范式之争的解释框架，通过将不同的解释置于一个共同的因果场中以求得共容。     

曹禺剧作与易卜生的“创作场”

被誉为“近代戏剧之父”的亨利·易卜生,是曹禺较早接触其剧作,并深受其影响的外国剧作家之一。曹禺的剧作受易卜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启发和激励曹禺走上现实主义戏剧创作道路,并使他蜚声剧坛的,则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创作场”所体现的积极、进取的审美意识.     

“中庸”新探

儒家的“中庸”曾被批判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或者仅仅被理解为在矛盾对立面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方法。这都不符合先秦儒家所谓“中庸”的本来含义。“中庸”是以儒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合于“礼”的道德准则为其具体内容的一种伦理政治观,抽去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就不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了。“中庸”说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关于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产生了,而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庄子》“天钧”、“两行”说新识

“天钧”、“两行”出于《庄子·齐物论》,是《庄子》哲学认识论中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重要概念。在学术界,一些论者认为“天钧”是形容“道”的,或认为它是形容“道”的自然均平,或者说“天钧”把“天道”比喻成一个围绕中心旋转的轮子或磨盘;至于“两行”,则多以为是指“是非两行”,即“是”与“非”两者并行不悖。我认为,这几种解释都不尽合《庄子》原意。实际上,《庄子》所谓“天钧”虽然体现着“道”的本性,但并不是用来比喻“道”的,而是用来形容宇宙万物的循环运动和齐一之性的;而所谓“两行”则     

“味”范畴与中国美学

在古代美学的范畴体系中,“味”由最初的表示“口舌之味”的感官体验,向“味无味”的人生体验转变,最终成为表达“澄怀味象”的审美体验。“味”范畴的生成及演变是不断和其他审美范畴融合而成的一个意蕴丰富、形态多样的审美范畴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我国古代美学感性和理性融合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     

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文本解读

本文交织着三条叙述线索：一，横的比较。通过“愚公移公”和《圣经》、“吴刚伐桂”和“西西弗斯”及其现代诠释的比较，力图阐明中国生命文化作为人类生命文化的共同价值蕴含和作为民族生命文化的特有价值蕴含。二，纵的比较。在中国传统生命文化演变历程中，“愚公移山”和“吴刚伐桂”作为两则自我批判的神话和仙话先后两次宣告了人的觉醒：人从对于神和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现代生命文化又在一个更新或更高的层面上重复着同样的历程。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及其现代诠释，体现了中国生命文化精神源流的底蕴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正道与迷途

一“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表现为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先知先觉”去呼唤沉睡中的中国人奋起直追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启蒙运动,是20世纪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先导。它是在经历了从鸦片战争以来近一个世纪的酝酿、催化后而发展起来的。这场运动应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创刊算起,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前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