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

家庭代际功能关系是由义务和责任履行、权利享有、需求交换和情感沟通所组成的体系.社会转型之下,亲代对子代的教育义务增大,子代赡养亲代义务减轻;高龄和生活不能自理父母对子女尚有照料依赖.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长大,女儿在代际功能关系中的作用提高,甚至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直系成员存世代数增加,4代存世家庭大幅度上升,可能加大子代的照料负担.整体看子代“回馈”亲代的功能下降,直接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子代代际功能关系履行降低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替代、客观条件制约的作用,也有主观意识弱化的因素,还有约束性制度环境欠缺的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代际功能关系的建立.     

变迁中的俄罗斯城市化进程研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发生解体,同时俄罗斯的城市化进程也受到严重干扰,很多地区出现大城市居民迁移到小城市和农村这些不正常的事件。与此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逆城市化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因此,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城市化水平达到很高的程度后同样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笔者回顾了俄罗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化历程,并针对不同城市分组进行了一些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并非逆城市化现象,而只是由于动乱而引起的暂时波动,在经济逐渐得到恢复之后,俄罗斯城市化进程再次步入动乱前的正轨。但由于俄罗斯目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俄罗斯未来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当不确定。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基于老年父母视角的考察

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尝试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分析其对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本文将代际关系操作化为情感性关系、联系性关系、一致性关系、规范性关系和结构性关系5个维度,探讨老年父母视角下的代际关系是如何影响双方的相互支持行为的。研究发现:代际关系对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和代际支持获得行为有直接的积极影响;代际支持给予和代际支持获得二者之间也产生相互作用,在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分别产生积极的中介效应;代际关系中规范性关系的贡献力最大,其他4个维度的贡献力较为均衡且只有规范性关系的1/4左右;代际支持行为中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二者的贡献力同等重要。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只有抚养-赡养一种关系形式.抚养行为发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赡养行为存在于壮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交换关系.但抚养-赡养关系不能用交换关系去解释,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完整的代际关系既有抚养-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男子生活幸福度

本文研究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对老年男子（55岁及以上）生活幸福度的影响。根据代际连带理论,代际关系取决于不同的方面：居住安排,代际支持交换,代际情感以及代际准则。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代际关系对老年男子生活幸福度有显著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曾指出老年父母在代际关系中充当给予者时,其生活幸福度会提高;然而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父母得到子女支持越多时其幸福感越高。同时,代际情感也会显著地提高老年父母的主观幸福感。     

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际关系新走向

此文首先介绍了国内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角度及其结论 :然后阐明了该论文所涉及的代际关系及其内容 ;重点论述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际关系新走向及其产生的正、负两方面影响     

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

本文宗旨是如何建立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正向的代际关系并增强代际间的相互理解。讨论了影响代际关系的因素。家庭趋势的变动对老年人照料提出了挑战。这些发现使未来老年父母一代的前景堪忧 ,例如他们经历了更高的离婚率 ,因此可能会对来自公共和社会保险项目的支持产生更多需求。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亲密感情和冲突的并存使代际关系变得很复杂。本文最后探讨了如何建立正向的代际关系     

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代际双向报告的K均值聚类分析

在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研究中,数据往往来自家庭中父母或子女一方的报告,然而仅凭借“一面之词”对代际关系进行测量真的准确吗?这一问题的背后透视出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双向报告视角的缺失。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及多层Logistic回归方法,探究当前中国老年人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双向报告状况、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老年父母的代际关系报告平均得分要略低于成年子女的报告平均得分,但两者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利益假说未获支持。其次,基于双向报告的聚类结果,可将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具体划分为结构维度上的“亲子一致型”、“亲近子疏型”、“亲疏子近型”模式与水平维度上的“亲子和睦型”、“亲子有隙型”、“亲子疏离型”模式。最后,从代际关系模式的影响因素来看,代际结构、老年父母特征及成年子女特征均会在结构维度与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而家庭特征仅在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简言之,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父母年龄越小、子女年龄越大,越可能形成评价一致的代际关系;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两代人的性别一致、父母年龄越小、父母获得子女支持以及在城镇家庭中,越可...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乡到城转移的背景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在河南、贵州部分农村进行的调查数据,从居住方式、代际互动、生活满意度几个方面对成年子女外出给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虽然农村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出现了独居化、空巢化和隔代化的趋势,且在与外出子女间的代际资源交换中并未明显获益,但通过子女外出前后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对比,发现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多子女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新性别差异研究

现实的农村社会,家庭代际交换中的性别差异正在经历变革：在父系家族体系下原本只提供辅助性养老支持的女儿,如今越来越多地在分担兄弟上学、结婚和赡养父母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承担了赡养义务的女儿却并没因此就享有了与儿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而且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态度也依然延续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本文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的个案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养老遭遇困境时父母的能动选择、“传宗接代”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女儿养老的可行性等方面阐释了该现象出现的必然性。     

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

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借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在巢湖农村进行的历时9年的四期纵贯调查数据,构建起代际交换变动的多层曲线增长模型,对老年人在60岁及以后的整个生命阶段中,个体年龄、出生队列和家庭生命阶段三方面因素对家庭代际交换的效应进行了分解,并描绘了代际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代际交换的发展动力源自于社会、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其动态轨迹既是个体发展过程和历史过程,也是家庭策略,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时间、历史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同步。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家庭儿子与女儿外出务工状况对子女兄弟姐妹养老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对子女养老分工有显著影响,并且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儿子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不平均分担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于共同平均分担经济支持;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都倾向于不给予老年父母生活照料。     

空间城市化机制和人口城市化目标——对中国当代城市化发展的一项研究

无论从城市人口变化还是城市空间变化角度观察,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中国的城市化都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地方政府经营土地使用权为内在动力的空间城市化过程,这一机制是由一系列土地法规催生形成的。这一城市化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无意于解决人口城市化中跨省市流动人口的异地城市化问题;它造成空间意义上低效率的假性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具有宏观影响的土地金融风险。本文基此认为,应该制定相关政策调整和规范地方政府策动的空间城市化机制,规避其产生的问题,通过激励设计促进城市化在机制与目标方面的协调。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

文章利用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增长模型,结合农村实际状况,考察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代际间双向的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获得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具有替代作用;结果反映了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揭示了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而老年人为子女的牺牲精神现实生活中不可被轻视,揭示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为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也从低点起步、呈单调升势快速发展,201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但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深刻制约下,城市化发展滞后,影响工业化、非农化发展;城市化速度过快,不利新农村建设;土地城市化呈大跃进式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继续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剥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要推进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实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人口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制度变迁--石家庄市户籍制度改革案例分析

石家庄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坚持两个基本条件,即收入来源和住房,放开了7种人的入市条件,大大降低了农民进入大城市的门槛,解决了进城农民的户口问题,推进了城镇化速度,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这次改革的消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将随着各项配套政策的实行得到解决.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重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进城务工农民访谈案例的描述．就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文化机制作用进行了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进域农民工在参与、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通过人际传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个人化不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不信任。经过一个长期的磨合．在城市文化机制与农村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个人化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信任。最终实现农民工参与、融入到城市社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式制度的形成,必须先有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和重塑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关于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对策思考

目前,城市化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必须及时推进城市化进程。大小城市要提高自身的质量和层次;中小城市要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重点发展中小企业,集聚乡镇企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小城镇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发展二、三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