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假日》

《假日》是美国当代女作家凯瑟琳·安·波特的一部较少被提及的优秀短篇小说,延续了波特一贯的女性主义写作主题。通过对穆勒家中的女性、文中第一叙述者——女艺术家“我”的形象塑造;及对其“第二自我”——哑女奥蒂莉这一女性人物的精巧设计,波特全景展现了父权制社会中当代女性艰难的自我实现之路。《假日》蕴含了波特对自我女性身份、职业选择的真实反思,带有极强的自传色彩。     

从认同角度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自传性质与作年——兼谈自传定义及其判定标准

依据《五柳先生传》没有提及躬耕这一对陶渊明至关重要的经历,以及陶渊明强烈自我认同意识,《五柳先生传》应作于早年。不能以五柳先生形象与陶渊明存在着差距,或以现代自传观念否定《五柳先生传》的自传性质。陶渊明自我描述的变动与差异,必须放在群体认同与自我认同的复杂互动中考察。对《五柳先生传》性质及作年的深入讨论,有助于反省自我描述与认同关系、自传定义、自传判定标准及古代自传创作传统等问题。     

纪德《如果种子不死》中的自我建构

自传作品《如果种子不死》是安德烈·纪德力图进行自我形象建构的一次文本尝试。作为20世纪最为复杂的几位法语作家之一,纪德一生伴随着极大的关注与质疑。苦于心灵无人知晓,便将自己的多重个性写进自传,勾勒出成长历程,分析个人复杂思想的成因,试图建构一个大胆反叛宗教伦理道德的同性恋作家形象。然而,这一形象又存在自我矛盾性,文本又表现出深层的自我解构性。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杜甫自传诗创作动机浅析

杜甫的自传性诗歌 ,是对于自己穷困生活的表白。诗中的自我有真实的“我” ,也有带上面罩的“我”。     

杜拉斯小说《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形象解析

《情人》是杜拉斯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经典小说。小说中的异国形象充满神秘复杂的韵味,作者利用想象和异化的手法呈现出“他者”独具特色的形象特质。而通过梳理其笔下“中国情人”身份、性格和行为等形象特质,探讨作者隐藏其中的想象和异化,发现中国情人的异化特质不仅是作者主观因素地投射,其背后社会层面的影响亦不容忽视。同时,通过对作品中“中国情人”这一他者形象的解析,揭示出异国对中国文化存在的误读和想象。     

分裂的“自我”传记——以维吉尼亚·伍尔夫为例

无数自传作者在撰写自传的同时,也在怀疑自传,自传作家对待自传的态度是极其暧昧的,其原因是书写自传时与自我的分裂相关。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一生都被自我所纠缠,对自我不停地探索和拷问,她的所有作品都可看作是自传。维吉尼亚.伍尔夫一直小心地将私人的自我、社会的自我、文学的自我隔离开来,并努力地在作品中抹去传记的痕迹。这种分裂的自我斗争一直在她的日记、通信集和小说、自传体随笔中不断地出现。正是因为自我的分裂,使其认为自传的不可能。然而这种对自传可能性的质疑,并未影响其对自传的高度评价,她认为自传属于真正的文学。     

论郭沫若1937-1949年间的自传写作

郭沫若的自传是了解其复杂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为了与当下政治身份保持一致,改写和重塑过去的＂我＂成为他1937-1949年自传写作的主要动机,这也决定了他回忆的内容和方式。然而,其自我追溯中存在的抵牾和冲突,又对主导动机构成了暗中的颠覆,道出了他内心的矛盾与撕扯。     

灵魂忏悔与自我表现——从自传的角度论卢梭与郁达夫

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他的自传———《忏悔录》。在众多崇拜卢梭其人 ,仿效卢梭写作风格的中国作家之中 ,与之最为贴近的要数郁达夫。时代精神的契合、文学观念的相近、个性气质的投合 ,使郁达夫对卢梭很偏爱 ,并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卢梭”。但是 ,从卢梭和郁达夫的自传中却体现出两者不同的精神内涵。卢梭的自传只是借用“忏悔”的外衣 ,目的就是要突现自我 ,表现自我。与之相比 ,郁达夫的自我意识尚未成熟到这种程度 ,他没有卢梭那样对自我的充分信任 ,他是在忏悔中寻找希望。卢梭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奠基人之一 ,而郁达夫也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胆探索者     

略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以“自我”为中心

“自传”,是作者自叙生平的一种文类;“他传”,是作者叙述他人生平的一种文类。一般认为,身份预设,是自传书写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无论是自传或是他传,都曾爆发过一场写作热潮。考察这一时期现代中国作家们在自传文创作中的“身份预设”,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可以说,这与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传文创作之中所进行的“身份预设”——往往会以传主之“个性”为焦点,是截然不同的。     

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东林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浅析《华女阿五》中饮食在身份构建中的作用

“美国华裔文学之母”黄玉雪在其自传《华女阿五》中探讨了作为华裔女性的身份问题,而这部自传因对饮食的大量描写而受到文学评论界的批评。文章将从性别、种族、文化的角度分析在这部自传中饮食对主人公身份构建的重要作用。     

“他者”的域外之音——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他者”形象分析

文章试图从形象的“想象与再现”、人物形象间的对话、形象的“自我内化”三个方面，考察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塑造的不完全等同于神话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中国人形象，重现“他者”形象的域外之音和其永恒的魅力。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理解形象学的学理依据。     

论“季节系列”中王蒙的自我批判

王蒙在其自传性长篇小说“季节”系列中,一改早期小说对自我形象的圣洁化处理,对作为自己影子的主人公钱文进行了无情的审视和解剖,从而使这部系列长篇有了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季节”系列对主人公钱文身上存在的负罪和赎罪的罪感,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丧失的奴性,受虐、施虐和自虐的病变,庸俗和闪避的沉沦等几个方面的人格,心理缺陷的书写,使作者的自我批判意识得到了细致和深刻的体现。这既是王蒙自己在暮年对自己的人生总结、人格交代,同时也是从自身开始来对历史进行剖析、审判。这在当代文学史、当代思想史上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鲁迅的命运自审与抗命运观照——自传视野下的《范爱农》

自传主题表达的是与人格相关的个人历史,《范爱农》的悼亡主题下就隐藏着自传主题。从《哀范君三章》(1912)到《范爱农》(1926)的诗学转换暗示了鲁迅以自我表达为重心的写作动机,《范爱农》与《狗·猫·鼠》《尼采自传》的结构呼应则显示了鲁迅以自我命运与性格的自传性写作动机,厦门的写作语境则显示了以“坟”为核心意象的包含着死亡与新生的吊诡心理机制,而《范爱农》在“真实与诗”之间的互动显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自传主题。围绕《范爱农》文本及其周边的考察,揭示了鲁迅将它作为《朝花夕拾》终篇的核心意图——思考性格、命运、抗命运等自传性问题。     

论自传中自我叙事的主体身份

自传叙事中包含着虚构成份,自传叙事的主体身份常与自传文本内容不相符合。结合保罗·约翰·埃金的《我们的生活如何变成了故事》中的相关论述,从三个方面对自传中自我叙事的主体身份进行了考察：1．自传就是他传,自传与他传在内容上相互交叉;2．主体是虚构的,在自传的生产场中七零八散地倒着主体、自我和作者三种概念;3．自我呈动态多面性,自我对经验和经历的认知是动态的、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环境都影响自我对事物的认识,导致自我记忆的不准确性。     

基于“自我假设”的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解析

应用自我假设理论解析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是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在给出“形象”“社会形象”“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等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自我假设的价值、特点，指出图书馆社会形象定位自我假设与读者、公众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影响关系。最后对深圳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的社会形象定位自我假设进行了案例分析。     

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自序》为自己树碑立传——论自传体文学成熟的标志

本文从文体论的角度,阐发《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它的问世,标志着自传体文学样式在西汉时已经成熟.因为司马迁在自传中,选择了典型的材料表现自我,塑造了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集于一身的自我形象.司马迁的自我形象,具有伟大崇高的个性人格特征.他的理想、气质、情感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在自传体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开创的地位,对后世自传体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旅德游记中的德国形象与文化反思

20世纪70—90年代,中国赴德学习和考察的人士以旅德期间对德国的认知为基础,创作了诸多游记作品,并在这些作品中构建了具有他者视域的德国形象,如“绿色乌托邦”式的德国形象、“不尽如人意”的德国形象和“文化多元”的德国形象。这些形象的构建不仅从直观上反映了现代德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更是展现出作者作为“他者”的审视客体和反思自我的心路历程,映射了作者对“自我形象”的想象与思考。在20世纪7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涌来之际,中国人面对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复杂的文化变革,以德国形象为参照物,深刻反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这一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不仅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掀起了“文化热”,而且使中国社会快速驶入现代化轨道,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奇迹,为当下我们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物质条件。     

“自我”的危机与拯救——《伤逝》再解读

通过对《伤逝》文本的解读,发现涓生在建构自我形象中经历了"启蒙导师"、"个人主义者"、"反叛的强者"等形象的转换,在自我形象的不断转换中经历了严酷的内心搏斗,小说以涓生"手记"这一自白体,将坦露与掩饰、追问与忏悔、真实与空虚等复杂的情感与思想交织于一体,展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生成的困境与可能性。《伤逝》作为探寻鲁迅思想转变的关键文本,分析涓生自我形象的建构过程,可以更深刻理解鲁迅先生1925年之后如何回应和深化其早期的"立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