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陵制度与当时社会

秦汉帝陵是当时社会在地下的再现,其发展变迁与当时秦汉社会密切相关。从秦始皇陵到西汉十一帝陵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规模巨大,厚葬严重。它们既是皇权至上的产物,又是统治者好大喜功价值观的体现。由于秦汉统治者把增长有限的经济力量用在了无限度的陵墓修建上,从而加速了秦汉王朝的灭亡。     

西汉帝陵朝向新探

西汉帝陵的外陵园和墓葬朝向,继承了先秦以来东向及南向的传统,二者整体上呈现出了由东变南、东南杂糅的发展脉络。此变化是在历史传统、思想意识、地理形势、政治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在"尊卑有序"等价值观的影响下,帝陵陵园南向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并最终在王莽时期得以确立。     

秦始皇帝陵的物探考古调查--"863"计划秦始皇陵物探考古进展情况的报告

2002年度的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863计划)首次将秦始皇帝陵遥感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列入其中,共动用8大类22种方法系列,首次以科学数据的方式描述了秦始皇陵地宫的立体形式,取得了一系新成果.     

东南亚华文文学透视——余光中、骆明、庄钟庆访谈

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本文从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传统、东南亚华文文学活动与创作、国内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现状三个方面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了探索,希望能给研究者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嬗变——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中心

1980年代初,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文坛产生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典型文本。但随着文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先前的“舌战群儒”和“过关斩将”等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深入描写变革的需要。此时,宗族观念作为改革的难题被重视起来,农村和地方的资源也被作家越来越多地汲取。随着传统伦理和文化开始被正视,人性被放置在历史中进行考量,人心变革书写开始更多地取代政策、体制变革的书写。外部变革渐渐成为背景,而“人”作为主体越来越被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代表的作家悄然完成了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过渡。     

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学校、社团、报刊出版与知识阶层之众声喧哗

在20世纪前期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中,学校、社团、报刊出版和知识阶层是其基本要素。学校是文学传播的讯息生产地和集散地,并且承担着生产知识阶层的任务;社团是文学传播的现代控制系统,制定和规范着文学现代传播的潜规则;报刊出版是文学的现代传播媒介,是现代传播秩序的主导力量;知识阶层是文学的现代传播主体,既是文学传播的起点,也是终点。这四个要素之间又相互联系甚至交叉融合：学校与知识阶层之间是互动的,知识阶层是在学校中生产的,而学校又靠知识阶层来支撑;文学社团与报刊出版也是紧密联系的;报刊出版主要以学校和知识阶层为市场,文学在以报刊出版为媒介的传播过程中被商业化,最终在以学校师生和其他知识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群体中实现其文学价值。因此,在学校、社团、报刊出版和知识阶层之众声喧哗中建构了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     

草原文学与蒙古族文学、内蒙古文学的异同

内蒙古文艺界响亮地提出“草原文学”的口语以后,人们相继地提出草原文学究竟与蒙古族文学和内蒙古文学是什么关系的问题。笔者觉得草原文学、蒙古族文学、内蒙古文学是三个性质不同,内涵不同的文学概念。这三个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相异的一面。科学地阐释和对待这三个文学概念,对澄清人们在实际工作和研究活动中造成的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推动草原文学的繁荣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以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对策研究为主旨，通过深入分析文化遗产本体和所依存区域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利用，以及社会、经济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本文认为，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于可持续发展。既要注重文化遗产本体的可持续发展，也要关注文化遗产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解决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利用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秦始皇帝陵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唐代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新探

为了进一步探讨唐代帝王陵墓陪葬制度盛衰的原因,通过比对、剖析不同学者观点,并采用文献解析与梳理的方法,认为唐代帝陵陪葬墓数量自昭陵达到鼎盛后遽然衰落的原因是陪葬制度的自身设计导致其迅速衰亡.     

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

陆机乐府诗入洛前后是分水岭,二者艺术成就相差十分悬殊,决不能以一种评价概括之。入洛前乐府诗,黄子云的贬辞是合适的;而入洛后乐府诗,刘熙载之称许可谓至评。《闲居赋》不是矫情枉饰之作-它毕竟答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也并非“高情千古”之文-元好问不过是使用了诗歌的夸张手法;因而,《闲居赋》非但证明不了“文不如其人”,反而是“文如其人”之实据。左思之诗,真正全面继承者是刘琨,今天,我们根据自己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审美眼光、鉴赏趣味,将左思、陶渊明这诗推到当时最高地位,这是我们的需要,无疑完全正确;而当时人将它们置于曹植、陆机、谢灵运之下,也完全正确,因为在基本点上今天与当时并没有变化。     

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帝陵的保护

两千多年来,秦始皇帝陵一方面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还多次历经天灾人祸.如今,秦始皇帝陵地区的生产、生活仍然威胁着陵区的文物安全,陵区的整体环境正在遭受着破坏.秦始皇帝陵保护的工作存在诸多问题.针对目前秦始皇帝陵保护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借鉴历史上的保护经验,提出了如下建议树立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专门立法保护;统一规划与管理;有计划地开展陵区的考古工作;植树绿化,兼顾陵区周边环境的保护;政府投资和接受社会捐赠;注意具体保护方法和技术的科学性,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文物破坏等.     

建安文学不含吴、蜀文学

“建安文学”具有特定的所指 ,并不包括吴、蜀文学 ;它所特有的历史生成机制 ,也是吴、蜀文学所不具备的。文学史应把曹魏文学与吴、蜀文学分列     

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其走向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几代学人的努力和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佛教文学经上个世纪近百年的研究,已蔚为一个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和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但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围有何异同?如何把握佛教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趋向?仍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我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就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组笔谈,使学界在一些理论认识上达成共识,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佛教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整个佛教文学的研究。     

金庸、琼瑶小说的传播与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

以金庸和琼瑶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的传播引发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兴起。它的勃兴与繁荣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完成了中国文学的雅俗分流,弥补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片面性,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这一特殊的文学传播现象体现了文学传播的几条规律：第一,当代文学传播不是无序的,而是循着现代性的方向;第二,文学传播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具有互补性;第三,文学传播的现代性决定了文学必然是走向世界文学,这并不等于文学的趋同性、文学拒绝全球化。文学传播的结果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     

西汉帝陵布局浅析

位于关中地区的十一座西汉帝陵,在位置和布局上是否有规律,一直引来人们不断的争论,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其陵寝兴建必然符合当时社会的“礼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文学与法律：跨学科研究中的困惑、误区及理性回归

文学家与法学家身份的非个案式重合,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由此文学与法律对话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开展二者的跨学科研究的问题开始被关注。于是有法学研究者对此发声,并且在“经济学包围”的压力下越过可能性的探讨而径直跨跃到了二者的跨学科研究。然而缺失了“可能性”探讨为前提的跨学科研究无疑是一种“意念先行”的预设式研究,同时“情急”之下展开的比较探讨,难免会成为“轻率的概括”“表面化的理解”和“偏见的解释”。这不仅使得“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变得含混不明,而且基于学科之间天然的或偶然的相似性而展开的所谓“跨学科视角”的研究实为“专业视角”的单一学科透视,还使得文学与法律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共同性被放大而差别性遭到忽视,从而导致对这两门学科双向的误读与曲解,得出一些空泛松软的“先验”式的结论。因此,真正基于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正期待着合理框架内的理性回归。     

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地下＂军备库＂

秦始皇帝陵在世界上被认为是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的帝王陵墓之一。最近，编号为K9801的陪葬坑正在进行试挖掘。而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个陪葬坑很有可能是秦始皇帝陵一座大型的“军备库”。     

管窥20世纪60年代后香港文艺小说的小众属性——心理独白、文学实验与商业艺术化

偏重技术讲求实际的香港商业精神致使香港本土文学读者异常稀少,文学处于边缘中的边缘,而这也成就了香港纯文学作家自由创作的温床。写作回报的微薄,筛留了如钟晓阳之辈的文学天才;读者的匮乏与出版的困难,给予了西西等作家不必适应市场而独立试验小说艺术的机会;商业大潮的裹挟而下,更是意外地栽培出李碧华这株在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奇姝,既创造性地重写新闻稿,同时也激活了古典文学传统。钟晓阳、西西与李碧华分别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展示了香港文学作为小众文学所凸显出的精神特质。     

文学语言、文学意象与审美

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审美的关系。文章阐述了如下几点:意象可以分为一般意象、观赏性审美意象和创造性审美意象。从创造性审美意象到艺术形象、艺术意境的产生,可视为从生活到创作的内在脉络;文学创作不是要把饱含感情的创造性审美意象转化为概念的堆砌,而是要用一系列概念去表现创造性审美意象;语言作为文学这一艺术样式的媒介,有其独特的优长与局限;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的意象和意象的表现的纷繁复杂和千变万化,为其塑造形象、创造意境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广阔境域,但也增添了其媒介运用的难度;语言的艺术需要艺术的语言,文学意象的酝酿和文学语言的提炼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     

补充、揭示、互证:钱锺书的“文史不分”观

钱锺书先生认为"文史不分"的内涵在于:"文"对"史"的补充(即以文学的开放性想象来弥补有限史料的空缺之处)、"文"对"史"的揭示(即以文学作品中虚拟的真实来揭示史书的隐晦之处)、"史"对"文"的校正(即以严谨的史学来对过于文学化的历史想象作一定的纠正),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互释或者单纯"文"对"史"的润笔的作用。这样"文"的作用就得以空前彰显和提高,同时在这种背景下,"史"的精髓与内涵也得以充分挖掘,两者内涵皆获得了一种真实且充实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