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孔子的圣化

孟子对孔子的圣化,从改造孔子的圣人观开始,以讨论"德"和"位"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强调崇高的道德是圣人的主要特征.孟子认为:圣人作为道德楷模,教化后世.孑L子是圣之时者,道德的集大成者;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继尧、舜、汤、文王之后成为圣人.孟子对孔子的这种圣化,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孔子的史论和史学评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家。学界历来重视他在史书编撰和古籍整理方面的贡献,而忽略了他在史论和史学评论方面的成就。孔子对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表过评论,对于著史的态度和史学的作用提出过一些看法。他评论历史的观点、方法乃至某些具体结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 孔子对起自尧、舜,终至春秋末年的大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表过评论。在《论语·泰伯》和《卫灵公》篇中,孔子称赞尧、舜效法天道,“无为而治”;称赞禹不辞劳苦,不谋私利,以惠民为务。他赞美尧、舜.禹,但没有把他们当作至善至美的偶象加以崇拜。他说,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使人民生活安乐,尧、舜也没有完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虞、夏、商、周的孝悌文化初探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表明孝悌之道是尧舜以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考古代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尧舜时期已有孝悌萌芽,夏代有忠德流行,商代则是悌道大盛,周人比较全面地形成了孝悌风俗,这些都是孔子系统孝悌思想形成的历史资源.孟子说孔子乃"集大成"者,其于孝悌思想亦然.     

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的主体人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南宋时期道学分为心学和理学两支。陆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和创始人，提出了“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价值理念，试图通过至善“本心”的自觉发现，使道德主体自内向外，由人及天，最终入尧舜之道，这成为陆氏的主体人格论调。     

四岳考

在我国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代,有所谓“四岳官”。《尚书》、《左传》、《国语》、《史记》、《竹书纪年》等典籍中,都有所记载。据《尚书·尧典》说:“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看来,四岳可以直接替代尧的职务。尧、舜遇到大事也首先征询四岳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四岳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但是,四岳究竟是什么样的职务呢?历来却众说纷纭,向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四岳即“四方诸侯之长”。解放前出版的《辞源》、《辞海》等书就是采用了这种意见。最近出版的《辞海》又解释为“事实上是四方部     

《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发微

《孟子》“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发微杨民“舜发于畎亩之中”一章是《孟子》中比较著名的文章。它以历朝历代的一些历史人物的生平行迹为根据，归纳并揭示出一个道理，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由此为后世经历艰难困苦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安慰和继续奋斗追求理想的希望...     

禅让制与儒家理想探析

在原始社会英雄时代,国家已处于形成的前夜,权力不可能无偿地实现转移,所以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传说极有可能是儒家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戏剧性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出现与儒家的后瞻式思维、孟子的地主阶级立场和儒家的中庸哲学有密切的关系。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背景

尧、舜、禹“禅让”的故事虽属传说,但由于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一般史家也多认为有其事实。本文作者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认为“禅让”一事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历史事实是:尧、舜、禹三个部落相互斗争,相继成为入主中原的盟主。每一个部落各有自己发展的源流,不是一个部落内的“禅让”,而是不同部落间经过斗争后相继成为盟主。     

《虞书》与“王道”：礼治的“王制”原型研究

今存《虞书》5篇居《书》之首,以尧、舜、禹的叙述为文理的核心,孔子、孟子指引当世施行仁政王道的重要典据,是儒家经学义理的关键。《礼记·中庸》《史记·孔子世家》的叙述语境,清楚显示孔子处理传世的《书》,焦点放在“礼”这一重要关节。孔、孟关注《书》中有关尧、舜的内容,标榜尧、舜之道,关键是其中的礼义与礼制。格、致、诚、正而至于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皆因之体现。《虞书》构成“圣王”制礼作乐的典范,体现“王道”意义。     

孟子性善论及“反求诸己”的道德自律意识

孟子的性善论对后世儒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反求诸己"的道德自律意识,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建构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以“亲亲”、“尊尊”为视角

在孟子视域中,被尊为圣贤的舜与其父亲瞽叟的父子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即用以回答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为先的时代伦理问题。咸丘蒙之间和舜＂窃负而逃＂则集中表明了孟子的父恩重于君义。这种父子君臣观上承子思的理论脉络,中间经历长期的历史湮没,后为黄宗羲重新发掘并成为其对君权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来源,因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道德意义。     

刘向历史哲学分析

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认为 :历史总处在变化之中 ,王朝更迭 ,政权变迁、道德行废是其表现形式 ,周秦之间的历史是一段退化的历史 ;历史的变化是天、道、君、臣、妇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道和君。刘向历史哲学的形成 ,受西汉末年社会现实的激发为儒家价值观念所支配 ,而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是其建构历史哲学的坚实基础     

创新史观:唯物史观的现在进行时

随着创新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应该概括并确立一个新的范畴:创新史观。所谓创新史观,就是用创新的观点去判断历史进步的动力,分析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评价推动历史进步合力中的核心力量、主导力量,进而倡导创新、激励创新、推动创新,以引导社会更快、更好、更顺利、更稳定、更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创新史观的提出,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现代化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的演变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或者说,在不同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政策问题的建构主体及其体系、结构等都是不同的。严格说来,公共政策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出现的,也只有对于公共政策而言,才有着可以作为科学考察对象的政策问题建构主体。但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近代之前的社会治理过程也经常性地求助于政策,而且也确实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因此,也存在着政策问题建构过程及其主体。在历史的视野中去考察政策问题建构主体,我们可以发现其历史演进过程,可以通过把握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的变动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去开拓一种面向未来的视角。历史地看,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从"特权阶层"到"市民代表"再到"政策问题建构权扩大"等历史演进过程。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古“三苗”新考——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

“三苗”的问题,是我国上古史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纸上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相结合,以研究尧、舜、禹时代南北统一战争与“三苗”的迁徙,并厘清三苗与蚩尤及南方部族之关系,以及三苗与楚国历史渊源。笔者认为“三苗”原是奄有今湘、鄂、赣之地的土著民族,在南方势力极大,其兴衰与我国上古时期南北统一战争的进程有关。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与东方史观之精髓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准确阐明了世界历史生成过程中的物质本体性、资本的主动开拓进取性、开放交往的普遍整体性、前景的人类共产性,等等,并在世界历史视域中审视了东方历史传统的封闭局限性,以及其趋于解体而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形制选择的历史随机性。马克思世界历史视域的东方史观的精髓就在于确认,世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冲突决定着东方民族转入世界历史的必然性,而世界历史环境的流转动变之态势则决定着东方民族历史实践转向及方式的定夺。马克思世界历史视域的东方史观,既为检视苏俄十月革命及苏东剧变的成败经验提供了历史科学依据,也为苏东剧变之后东方不发达民族的社会发展方略的选择应变提供着历史科学论据。     

变动社会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探析

学界对上海灵学会的研究多着眼于新旧两立的线性史观,因而无法解释何以不少新式知识分子热衷其道的史实。研究发现,灵学会的成立是民初社会理想幻灭、心态消极、道德焦虑、科学失衡等社会背景的真实折射。部分人士反思近代救亡之路,信仰出现分化,转而重视精神、道德及宗教的作用,表明了近代中国思想演进和道路探索因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呈现为短暂迂回。     

道德演进的法治干预

虽然总体上而言,道德的生长方式是自然演进的,但不排除在特定时空或条件下,理性建构亦可起到一定作用。以理性建构为主导方式的法治,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道德演进予以理性干预,改变其演进过程。为提升道德调控力,道德演进的法治干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彰显被遗忘的道德,二是重拾被放逐的道德,三是助力新生长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