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宋诗》误收金元明诗考

《全宋诗》由于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编辑过程中存在一些诸如误收、重收或漏收等疏误。对此,学界虽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辑侠补正方面积累了比较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未解决。笔者在翻检《全宋诗》的过程中即发现了十余首金元明诗被误收入《全宋诗》之中,而补正《全宋诗》之文章尚未注意到,故特以拈出,以期对《全宋诗》将来的修订,能尽绵薄之力。     

《全宋诗》误收唐人诗新考

《全宋诗》出版后,学界围绕其中的误收、漏收、重收等现象,已做了大量的订补辑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仅就考察误收唐诗来说,也是成绩显著,这为《全宋诗》将来的重修奠定了重要基础.笔者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对《全宋诗》误收唐诗的情况做了新的考察,共考得误收诗凡24首,另有残句6则.     

《全宋诗》重出误收甄辨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中存在一些重出误收的篇目,对其中数例加以甄辨,明确作品的真正归属,以供研究者参考.     

《全唐诗》韦应物重出误收诗篇考辨

韦应物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作家,他的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评价也很高,但其作品在流传中羼入他人的诗作,重出误收的多达20余首,清《全唐诗》的编者在编纂过程中并未一一进行细致甄别就录入韦集中,这就给韦应物的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对韦应物重出误收诗篇进行详细考辨,论其归属,就很有必要。     

书法文献与《全宋诗》重出误收关系发微

宋代诗歌与书法关系密切,书法文献在记录宋诗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可用来辑佚诗、审字句、辨讹误,然而书法文献也有许多缺陷,例如后人作伪、误冠作者、串改原诗。《全宋诗》及其补遗文献中,存在误把前代诗歌当宋诗、同一首诗歌分属不同作者的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区别书画作品中诗歌的书法题写者与诗歌真实作者的关系。在文本字句上,书法文献中的诗歌,还存在更改标题、串改字句、分割组诗、割断全诗的变异情况。     

贯休的诗集《西岳集》考

本文依据《禅月集》、《五代史补》等相关资料 ,对《西岳集》的名称、卷数问题进行详细考证。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四种《韩客巾衍集》版本考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四种《韩客巾衍集》均为四卷一册抄本,其中除了"古朝本"《韩客巾衍集》按诗体顺序排列作品外,其余三个版本均按照创作年代先后顺序排列。相较而言,"古贵本"《巾衍集》为最佳版本。     

新旧《唐书》所见《杨烱集》、杨炯《盈川集》作者、书名考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分别著录《杨烱集》、杨炯《盈川集》.按前后文,可确证二者同为一书.今考小学类书可知“烱”、“炯”字形相近,但实义不同,故指称人名时须加明辨.据传世典籍和碑铭资料的字形记载、年代关系,作者应为“杨炯”而非“杨烱”.再考本传、杨炯文集的传世刻本和其它典籍材料,则知杨炯晚年曾居官盈川,但书名应作《杨炯集》而非《盈川集》.杨炯《盈川集》疑是后人用“杨盈川集”代称《杨炯集》,在此基础上误增“炯”字而成歧名.     

《全宋诗》误收唐诗考辨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是规模最大的中国古典诗歌总集,是20世纪古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全唐诗》更是诗歌总集整理的典范。但《全宋诗》、《全唐诗》重出、误收、重见的诗歌数量庞大,除前人所论,又有300余组,可粗略分为作者两收诗歌重录、《全唐诗》误收、《全宋诗》误收、诗歌重见不能考订时代等四种情况。《全宋诗》误收唐诗的部分,共计24组59例诗歌,或重录于近同,或误收于相关,或错讹于无绪,缘例释证,甄别真伪,可资参考。     

《唐人七律神韵集》为伪托之作——兼王渔洋《神韵集》浅考

《神韵集》是清代大家王士禛早年编纂的唐诗选本.江西图书馆馆藏清初刻本《唐人七律神韵集》内署“王士祯(原名王士禛)选”,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该集是《神韵集》的变异版本或至少有部分诗歌为王士禛所选.事实上,通过当时的原始文献以及该选选诗内容、特点、数量等方面的考析可知,王士禛所选《神韵集》的所有版本均已佚失,《唐人七律神韵集》应为伪托之书,该书并非王士禛所选,乃为清人汪棣所选之唐诗,汪棣鉴于士禛极高的学术地位与声望,而伪托王士禛所选以扩大文学声势,达到宣扬自己诗学主张的目的.     

屈原：中国古代咏物诗的开山之祖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他也是我国古代咏物诗的开山之祖。屈原将个人身世之慨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相结合,创立了“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这也成为历代咏物诗创作的圭臬;另一方面,屈原的《橘颂》以橘喻人,是咏物诗创作的典范之作,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第一首咏物诗。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从元杂剧的上场诗看官吏形象

上场诗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众多,虽然有着类型化的倾向,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元杂剧中官吏形象的特点。元杂剧上场诗中官吏和元杂剧中的官吏一样,类型比较单一,大体可分为贪官、庸官、清官三类,且各自特点鲜明。元杂剧上场诗中塑造的官吏,又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他们身上带着蒙元特定时期的时代特点,因此,他们的形象也就有了更深刻的精神内涵。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袁枚批评

章学诚对袁枚《随园诗话》有专论文章,态度激烈,语言犀利,研究专家多斥章学诚为卫道。本文对章批《随园诗话》进行了简略的考察,认为章学诚以《随园诗话》为中心的对袁枚的批评可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不是所谓简单的"卫道"也不是空言无依,网人入罪,而是袁枚在《随园诗话》及其著作和个人行为的具体揭示,也是章学诚文学观念的具体展现和"文不空言"的有为之言。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     

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改动原本的得失

对元遗山诗集首次进行全面系统校勘的是施国祁。其得处在于径改原本正文的讹误，省却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其失处在于替作者改正错误，求是不求真，有悖于元诗原貌。     

从《诗经》看中原文化

《诗经》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地理位置及诗中所咏风物多数在目前尚存遗迹。《诗经》中作于中原之诗的文化内容,主要是:对祖先神灵崇拜的宗教文化;重视婚爱的民俗文化;追求人体美的文化心理。研究《诗经》时代中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化的延续性;有助于明确认识地理环境与文化产生、发展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中原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特点的认识。     

元人宋诗研究的系统省察

元人的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勾勒宋诗版图;二是界划宋诗流派;三是论评江西诗派;四是论唐宋诗因革;五是编辑宋诗选本。这五个维度既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又互相融通,从不同视域展开、丰富、深化和完善了宋诗学理论的内涵,为此后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人在宋诗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贡献。     

袁枚的诗歌采录标准探究

袁枚本着"宁滥勿遗"的原则,有意识地随地域、随人物身份进行他《随园诗话》中的诗歌收集工作.尽管袁枚选诗时要"宁滥勿遗",但他的"滥"并非指随意妄为.在随心所欲进行收集的时候,诗的审美要求是他不曾逾越的那个"矩".具体而论,袁枚对"宁滥勿遗"有着特定的要求.同时,他的选录标准是"味尽酸咸只要鲜".就诗话所录之诗具体而论,"鲜"由下列多个标准构成:一为清真;二为趣;三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