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称舜"传情"理论及其戏曲创作

孟称舜戏曲深受汤显祖的影响 ,前期剧作和“传情”理论表现出对“至情”的赞颂和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作为生活在明清易代时期的落魄文人 ,他又与那个时代和环境紧密相连 ,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传情理论和戏曲创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诚”为主体 ,他“情正”与“言道”结合的“言情”倾向 ,是他的特色 ,也是他的局限。     

解读汤显祖的“至情观”

"情"是汤显祖文学思想的核心,而"至情"是其追求的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贯穿于汤显祖整个艺术世界的灵魂。《牡丹亭》是汤显祖"至情观"的最好演绎,其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的"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通过对《牡丹亭》的溯源及解读,挖掘其"至情观"的内涵: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至情境界。     

“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何以可能?——论《牡丹亭》之“情”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提出了"至情"("情至")理论。他论述"至情"的内在逻辑在于:首先是去蔽,即强调"至情"不是什么——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即压抑"情"的宋明理学之理、世俗常理和达观之理,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体私情、偏情和虚情;其次,通过去蔽,汤显祖所谓的"至情"的含义便得以显现,即"至情"是什么——它是理、欲、情的游戏,其核心是作为给予的爱,以及由爱而生成的真正的生命的出场和亮相。正是由于真正生命的出场,所以"死者可以生",反之,正是由于真正生命的被扼杀,所以"生者可以死"。     

汤显祖“才情说”的理论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晚明剧坛＂才情＂论的兴起离不开对汤显祖剧作美学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当时一般语义上的＂才情＂主要着眼于文辞美,这与汤显祖对于＂才情＂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汤显祖＂才情说＂的特定内涵在于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的统一,即剧作丰厚的情感世界与深邃的思想意趣只有通过文辞之美才能得以完美体现,并认为宥于格律者必损＂才情＂。汤显祖的＂才情＂主张导源于六朝＂情采说＂,这使得汤氏的剧作乃至诗文带有六朝文学的某些特点;另外,这又使得作为公安派先驱的汤显祖与袁氏兄弟在文辞的审美趣味上分别显现着华美与平淡的不同追求。     

试论《紫钗记》中汤显祖的“至情”思想

汤显祖是明清文学中建树颇多的人物,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学领域中他提出了"至情"的思想,更是令人惊叹。本文通过对《紫钗记》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汤显祖的"至情"思想以及他的"至情"思想中所存在的叛逆色彩。     

“情”的张扬——论明末清初戏剧、小说的主情思潮

晚明以汤显祖、冯梦龙为代表的主情论,将情视为人生的根基,赋予情"人生不朽"的价值,提倡真情、至情,追求理想的有情之天下,对其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积极影响,又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其时创作情欲的放荡横流.     

汤显祖与孟称舜对情的倾诉比较

汤显祖和孟称舜的戏曲作品和戏曲理论都以重情著称,两人都热衷于对情的倾诉,但两者的情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差异,本文从创作手法、情的内涵、情与理关系等方面对之进行比较分析。     

从《牡丹亭》看两个“汤显祖”——儒士到名士的心理畸变

《牡丹亭》是汤显祖"临川四梦"中最光彩夺目的一梦.这不仅是杜丽娘的倾情一梦,更是汤显祖人生的至情一梦.透过《牡丹亭》华美的梦帘可以看到才华横溢积极求仕的儒士汤显祖,也可以看到怀才不遇追求"至情"的名士汤显祖.儒与佛道、情与理、出世与入世在汤显祖的心中反复纠缠,文学作品成了他最好的倾诉载体.《牡丹亭》这部经典之作,成书于汤显祖弃官归家当年,因此可以作为解读分析矛盾的汤显祖最好的切入点.     

汤显祖的“至情说”和“灵气说”再评价──兼与袁宏道的“性灵说”比较

“情”和“灵”是汤显祖文学思想中两个重要范畴。在汤显祖的文艺理论体系中,如果说“情”是文艺的基础,那么“灵”就是文艺的生机。袁宏道的“性灵说”在文学思想上通向汤显祖的“至情说”和“灵气说”,与此相对应,抒写疏脱自适的性情和表现若有若无的生命境界是汤袁文学创作中较为显著的两个共同特征。     

《牡丹亭》审美特色探赜

汤显祖的《牡丹亭》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剧之一,在中国戏剧美学史上呈现独特奇妙的审美情趣:由梦中幻境、夤夜幽境、草店情境组合成朦胧幽渺的情境美;以超越死生、以"情"抗"理"、生死不渝为痴迷至情的个性美;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哀乐倍增为奇幻神异的技法美,显示出永恒的艺术魅力。     

临川剧作的美学思想

本文认为,明代杰出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显示了作者独特的美学思想;这一美学思想的核心,是“情”、“神”、“道”三个范畴及其三位一体;哲学的理性思维和艺术的感性表现的融合统一,使汤显祖剧作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略论汤显祖的美学思想

汤显祖不是美学家,但有着精深而丰富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散见于他的剧作与诗文之中。“情”是汤显祖美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情”是人的天性,也是文艺的本质。一切文艺创作均由“情”而发,而且各种文艺作品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能够感动人教化人,也正是由于“情”的作用。所以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的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而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还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怨,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汤显祖的这个“情”渗透于他的整个思想体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考论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当下主要有李渔和冯梦龙两说,然“李渔说”明显不合理,“冯梦龙说”又没有提出证据,故在学界响应极少,反对的意见却很多。笔者最近从明代关于“汤显祖赏《金瓶梅词话》”、汤显祖与《金瓶梅》的关系以及崇祯本评语中的“情”与汤显祖的“至情”说相当接近等几个方面发现,崇祯本的评改者极可能为汤显祖。并认为崇祯本《金瓶梅》底本是万历本的抄本而非刊本。     

《牡丹亭》与宗教智慧

《牡丹亭》以梦中相识、慕色而亡、人鬼幽媾、还魂复生的“鬼话”实现了对“至情”的诗性表现和哲理体认，在手法与内蕴的契合上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剧作的情节建构、情境营造、人物设计、形象刻画都融进了我国民间广为流播的宗教智慧，但剧作家的主观意图却并不在于张扬宗教教义。剧作出无入有、张皇幽缈的宗教叙事与“为情作使”、彰显人欲的主观意图之间构成一种相反相成的契合，正是这种契合使《牡丹亭》中的“至情”有了超越生死、感人肺腑的艺术张力。     

汤显祖与《红楼梦》

汤显祖剧作中的梦境构思和描写，以及所极力讴歌的“情至”观，曾给予《红楼梦》一定程度上的借鉴 与启迪。曹雪芹借汤显祖剧作，丰富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从而深刻揭示了“红楼”由盛转衰的历 史命运。汤、曹二人都经受了最深沉的巨大的精神悲剧，无怪乎他们都“伤心”“无人”“解其中味”了！     

汤显祖美学思想之新探

汤显祖的美学思想以“情”为主要审美范畴，展示出晚明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特色，但是汤显祖美学思想并没有抛弃儒家的中和以及兼济天下的美学追求。他倡导的“情”是把儒家的“志”统一于“情”的范畴之中的，形成了完整的“情”本质体系。汤显祖在文艺创作论、艺术功能论和《牡丹亭》艺术形象塑造等美学相关问题上均反映出儒家中和的美学理想以及“情”“志”统一的“情”本质论立场。     

时代的浩歌——孟称舜剧作思想内容浅析

晚明的优秀戏剧家孟称舜,与同时期的李玉一样,已经引起了评论界的重视。人们称颂他是“辉耀晚明剧坛”的“一颗新星”,赞扬他的《娇红记》是“继《牡丹亭》之后的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爱情悲剧”,肯定他“显示了超越前人的理论见解”。孟称舜以“独行不欺,论世不诬”的文人学士,不顾世俗的訾议,努力地进行戏剧的创作、编选和评点活动,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孟称舜现存的剧作有杂剧《桃花人面》(《桃源三访》)、《花前一笑》、《英雄成败》、(《残唐再创》)、《死里逃生》、《眼儿媚》五种和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二胥记》、《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三种。孟称舜是个被人讥为“方行纡视”的大有情之人,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他感时抚世,“既慨且慷,往往抚长剑作浩歌,不复知唾壶口缺。”他的这些剧作,强烈抨击社会的黑暗,急切呼吁拯救危难的祖国,热烈歌颂超越人世的“至情”,谱写了一曲曲鲜明体现时代精神的浩浩长歌。半夜啼鹃孟称舜从事戏剧创作活动的天启、崇祯年间,是明王朝即将覆灭的时期,社会黑暗得好似漫漫长夜。孟称舜的剧作继承了我国戏剧的优良传统,谴     

李贽的“童心说”与汤显祖的“情至说”

汤显祖与李贽身交甚少却神交甚厚.汤显祖是通过读<焚书>而成为李贽的崇拜者的.汤显祖说,读李氏之书如"寻其吐属,如获美剑".汤显祖之于李贽,更多的是把他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汤显祖的"情至说"与李贽的"童心说"无论是在理论基础、哲学思想上都具有相似之处,"情至说"受"童心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牡丹亭》与《长生殿》

汤显祖的浪漫主义戏剧派一直延续并发展到近百年后洪升的《长生殿》。洪升把李、杨的爱情理想化为生死不谕的真正爱情，演出了一部“热闹的《牡丹亭》”。《长生殿》的第一出开场[满江红]不仅为该剧的主旨，而且总结了从《牡丹亭》以来近百年的浪漫主义传奇剧的特点。洪升明确地标举汤显祖的“至情”旗帜，是“玉茗堂派”的翘楚；其剧作中“情缘总归虚幻”的虚无思想也来自于汤氏。他写李、杨月宫重圆的虚幻，无疑寄托了自己人生失意的空幻之感。     

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