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与“村落共同体”——以日本仙台秋保町马场村送葬仪式为例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农村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转型期,农村土地分化,农业生产家庭化,传统的以"本家"和"村组"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社会受到冲击,大量过剩的农村人口外出求职,农村人口老龄化。如今在日本,传统村落已经终结的说法不绝于世。但是,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葬礼仪式却表明,村落葬礼仪式不仅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延续社会构造、整合社会秩序、强化集体情感的功能,而且还是村民文化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在维系村落"共同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日本村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延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村落自治”中的国家——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田野调查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7年日本新宪法出台之前,基本上实行的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1947年以后的日本国宪法第八章规定,日本实行"地方自治","都道府县、市町村"为自治体。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阐述在日本,虽然国家与自治体,中央与地方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町内会长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事实上,国家在"村落自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町内会"是政府服务于民的重要窗口,日本的村落自治具有浓重的传统色彩,其特色可以折射出日本社会。希望,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的乡村治理具有启发意义。     

乡村再建中的“乡绅”——日本东北地区乡村的田野调查经验对中国社会的启示

在日本现代社会,"武士"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今,管理日本乡村社会的是"笃农家"和村落精英,即村落中的"乡绅"。他们是村落自治的主体,各显其能,身体力行,发挥着村民与政府沟通以及引领村民的作用,为稳定、发展村落社会做出了贡献。日本在乡村治理方面有很多经验,特别是调动本地人才积极性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思考;而摒弃官方与民间的二元框架,给乡村更多的自主空间,让有志于乡村建设,真正代表农民的"乡绅"发挥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新农村建设更具启发意义。     

家族势力影响下的村落治理研究

村落治理是村落政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村落政治整合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村落社会的善治和村落政治在国家制度范围内的合理发展,完善村治结构是其关键。通过对农村村落治理现状的考察,发现：家族势力等自生秩序对村落治理影响较深,特别是能控制村治机构的产生,已经威胁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村落的构建。这就需要强化国家权力的主导作用,整顿并整合村落家族势力：一要提升村落社会的自治能力;二要实现村落权力主体间良性互动;三要帮扶落后村落搞好经济建设;四要引导村落建立现代政治文化。     

在共同体视阈下寻找有效的村民自治单元

依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共同体内部因存在着共同地缘、共同血缘、共同文化和共同利益等有机的自治元素,从而起到维系共同体发展的作用。中国经由传统社会长期发展而成的自然村落,因同样具备上述因素而具有自治功能,可视做一种“自在型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自治属性愈益萎缩、行政属性愈益扩张从而导致村民自治“悬空”的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建构型共同体”---行政村这一村民自治单元与自治共同体基础的脱节。各地相继出现的地方性改革和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发展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     

略论民族地区村落的自治问题

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体现,而民族地区村落的自治问题,关系到农牧区和谐社区与集体的构建,农牧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享有,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繁荣。本文从民族地区村落自治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人手,就新时期如何推进村落自治提出了几点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     

乡村文化建设与村落共同体振兴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经济关联和社会关联不断弱化,文化建设是振兴村落共同体的重要出路。考察农村文化建设的历史沿革和实践经验,发现"行政包办"和"激活社会"是两种主要的乡村文化建设方式。"行政包办"式文化建设因忽视乡村社会自主性和农民需求乡土性,陷入供需错位、资源闲置浪费等困境。山东博山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激活村庄内生性文化优势、激发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实现从"行政包办"向"激活社会"的文化建设逻辑转换。"激活社会"式文化建设以优秀道德观念为媒介凝聚村民价值共识,以民俗活动为载体营造村民互动空间,再造村民间的社会性联结,促进村落共同体振兴。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过疏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基于对西部山区申村的实地调查,讨论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过疏化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村落发展的影响,并对当前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路径进行反思,提出了西部地区此类村庄发展建议:强调村庄的"内生型"发展,从单一的经济扶贫走向"自生式开发";转变村庄发展思路,重视物质开发到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实现组织结构优化,进行村落合并与组织结构重组,以期促进此类村落走向可持续发展。     

嵌入与整合:乡村振兴战略下村落现代转型的实现机制 ——基于鄂西L村农业产业的调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亟需探索村落现代转型的实践路径和实现机制.基于鄂西L村的田野调查,从嵌入性视角对该村西瓜产业与村落转型的整体过程进行深度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传统农业村落现代转型的一个可能路径,地方市场的村庄嵌入和政府的统筹整合是关键的实现机制.在嵌入与整合作用机制下,不但能够实现村庄整体性从传统农业生产到现代农业经济的转型,提高农业产值,调整小农生产逻辑,形成农业生产与村落的强关联,而且还能够通过将地方市场嵌入在村落熟人社会之中,使地方市场成为维系力量,对村落社会起到保护作用,有利于重组社会关系网络和再造村庄价值认同,顺利实现维持型村落向发展型村落的现代转型.最终,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消解乡村,反而显示出传统农业村落对于现代化的应对力量,这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现实经验.     

组织再造:“帮扶型”村庄治理的结构与规范整合

乡村振兴的实现依赖于强而有力的村社集体。"帮扶型"村庄治理旨在对软弱涣散的村社集体进行组织再造,而非损害村民自治。农村社会自身具有复杂的内在结构,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也需要相应变革,即从主要依靠命令、行政、动员等自上而下的简单整合转变为强化服务、法律、利益引导为主的有机整合方式。不同治理力量在组织再造的过程中,需要采取不同的整合方式,即积极的治理力量要吸纳,与国家政策相抵牾的消极治理力量予以说服和拒斥,村庄内部平衡的固有治理力量则要放任和维持。不同的规范整合方式使村社集体具有了合法性,保障了村民自治的地位。     

新农村建设中社区社会资本的开发与利用——以尔德井村为例

社区社会资本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五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尔德井村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村庄外部网络的链接、内部关系的整合及规范秩序的重建,既获得了社会资源,又增强了发展能力。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作用以及社会组织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分化与转型,都为村落社区开发、利用社会资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村民自治的运作实际是村落场域内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中,权力博弈场内的主要局中人是政府、村干部、头面人物、普通村民。由于受村落场域多元性的影响,各类村庄权力主体在不同村庄的公共权力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干部支配型、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等多种村庄权力结构。村民自治运作中的权力博弈势必导致各类权力主体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并引起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传统乡村民居更新的“内力”诱导理论探索

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广大农村地区面对着一些村庄建设中的失衡问题。通过对于实际村落的调研,要想解决原有的建筑风貌被改变、村落内部空间失序,地方文脉缺失等矛盾,需要和改善村民的自主意识和村落发展的自调节性是当前的重点之一。单一通过规划手段所形成的现代村落更多的是"外力"式的干预,缺少村落自调节性的"内力"协调,加之面对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力量有限。因此,为保证村落内建筑的自然生长力,可试图将"内力"与"外力"结合,从建筑材料、经济性和示范带动三个方面改善村庄的"内力",同时结合实例对内力诱导理论进行论证,从而在多个方面打破"千村一面"的不良现象,还原村庄应有的地方文脉。     

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村落社区建设:经验、反思与再造——基于赣南DY县的调查与分析

DY县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以党委领导、民政部门指导、村级组织牵头、志愿者协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以及群众广泛参与的村落社区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村民自治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自治性和群众性的难题,但由于渗透了过多的政府主导因素,志愿者协会尚失了自主性。因此,村落社区建设长效机制的再造,既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要培育村庄自组织。     

基督教信仰对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基于一个滇中苗村基督教信仰生活的人类学研究

基督教信仰嵌入滇中苗族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与苗族传统道德观念相融合,强化了当地村民向善的心性和内敛的行为规范;提升了村落公共生活的品质,增强了信教村民的归属感、凝聚力和公共道德感;促进了社会交往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不带有血缘、地缘关系的新关系网络。滇中苗族村落基督教信仰成为了当地村落社会生活的重要整合力量。     

论村落存在的价值

当前人为强制性的"拆村并居"不仅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也否定了村落存在的价值。文章从农业生产特点、耕地的特性、村落的生态功能、文化与社会功能等方面论述了村落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村落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农业生产特点不发生变化,村落就不会消失。村落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它的存在有利于土地的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育和生态环境的修复,以及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延续,同时还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这是农村存在的重要价值。任何违背这一规律的做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