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业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方面具有重要带动作用。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选取2006—2015年面板数据,研究创新要素集聚及其对高技术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创新要素集聚的非均衡分布特征明显;除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外,创新要素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创新要素集聚在省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省域内的溢出效应。     

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本文利用2007-2012年我国省域空间面板数据,设定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就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省域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所处的空间区位和邻近省域关联密切。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扩大效应。为此,我国应加强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省域对邻近省域收入分配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城镇化推进与其他相关政策及时配合协调联动,推动城乡之间产业的均衡、合理化发展,协同提高服务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承载力,促进农业增收,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省域创新系统的协调度评价分析

科技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基于中国30个行政区域的静态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省域创新系统的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创新系统的协调度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东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的空间差异格局;但各省域创新系统也呈现出各自的比较优势.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质量动态测度

通过主成分面板方法,进行2003—2013年中国省域城质量面板测度。结果表明:中国省域城镇化质量纵向稳步提升,横向梯度效应由东向西递减。通过空间面板分析表明:中国省域城镇化质量存在明显的空间效应,且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提升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并趋近区域收敛,还需采取均衡化的发展策略。     

我国研发人才集聚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结合我国31省(市、自治区)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Matlab2016a进行研发人才集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分析研发人才集聚在邻接矩阵与经济距离矩阵两种空间关联模式下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研发人才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人才集聚程度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现象;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及交通便利度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总效应。因此,我国的人才政策应在促进研发人才省域间的均衡分布方面进行完善。     

中国住房价格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研究——动态面板和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文章考虑了在住房价格的滞后影响下城市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考虑到住房价格时间上的滞后效应,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发现城市化对住房价格有推动作用,住房价格存在时滞性。通过纳入空间效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发现在考虑到住房价格的空间依赖性的情况下,城市化依然对住房价格有推动作用。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省域城市化对住房价格的推动效应存在差异。中国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因此需要协调房地产市场和城市化进程的互动发展关系。     

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分析

以中国30个省市区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数,考察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互联网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由东到西逐渐递减的空间格局;(2)各省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空间视角下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关联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大于空间邻接地区;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正效应,中部地区呈倒“U”型趋势,西部地区暂不明显;(3)从创新主体来看,高等院校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大于企业和科研机构。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既要着力提升全国网络信息化整体水平,也要因地制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我国省域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评价与空间集聚效应研究——基于GPCA模型和ESDA方法

首先构建了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现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GPCA模型和ESDA方法,从省域层面出发,对全国30个省(市)区2006-2009年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全面、动态的评价,并就其分布格局是否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进行了识别和探讨。结果表明:虽然近年来我国省域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各省域间仍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其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象和集聚效应,时空跃迁检验表现出高度的空间稳定性,时空演化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核心-边缘空间分布格局已初步形成且相对稳定。     

出口贸易与省域TFP空间维度分析

作为衡量一国科技进步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生产率水平的先进与落后。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开放倒逼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为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为此,我们运用面板DEA-Malmquist指数法可以测算出2002—2011年我国29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实证分析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经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即出口贸易、基础设施等经济活动通过影响本省TFP,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其作用传递和迭加到邻近省域全要素生产率上,基础设施对我国省域全要素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关系,出口依存度、出口贸易及FDI对我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

绿色创新效率作为“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的融合点,已成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社会网络视角,对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域省际间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空间溢出渠道逐年增多,空间关联网络密度逐年提升,各省市皆受到其他地区和整体网络的影响,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逐渐被打破,网络结构也日趋稳定,但各地绿色创新效率的协同发展仍有待提升;网络中板块的形成打破了传统行政边界的桎梏,各省市逐渐由离散走向联合,扩散辐射作用使流域省市间形成集群化发展;板块间关联传导机制具有明显的梯度溢出特征,“马太效应”明显;此外,囿于流域间在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创新环境的较大差距,跨地域创新合作的意愿与动力被削弱,绿色创新效率的要素流动受阻,导致省市间存在关联的概率降低。因此,流域省市应依据其在空间关联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从整体上把握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空间传递机制,形成“属性—关系”驱动型发展思路,缩小绿色创新环境差异,促进要素跨地区流动,进而实现全流域经济的绿色协同发展。     

中部六省科技创新绩效评价

客观、准确、全面评价区域科技创新绩效对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收集2000—2009年中部六省的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数据,用 DEA 方法分析各地区科技创新绩效,得出中部六省科技创新绩效的总体趋势与阶段性变化情况.分析表明:湖南、湖北两个省科技创新绩效领先于其他四省,中部六省科技创新绩效水平在2000—2009年间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江西、山西两省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这说明,中部地区在增加科技创新投入的同时,应更加关注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结构与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而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文章采用2008—2017年31个省面板数据,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对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结构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科技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则可以显著促进本地区科技创新,但对于邻近地区,以不同数据指标测度的人力资本并未表现出预期的空间正向溢出。另外,人力资本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在人口老龄化影响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存在部分遮掩效应。因而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应不断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进一步增加科研投入,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1995—2015年中国30个省区面板数据,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因素,构建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使用经济距离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两因素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中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时间累积效应。前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空间溢出,后者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负空间负溢出;（2）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同时受地理距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3）两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速度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

基于2008—2017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考察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之间的交互影响,探讨两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地区交互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受时间跨度影响,但区域创新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跨度异质性,短期内区域创新对金融发展影响不确定,而长期内区域创新反向促进金融发展,忽略这种反向影响会显著高估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区域创新与金融发展均存在正向空间外溢性,临近地区金融发展促进本地区的区域创新,但临近地区区域创新对本地区的金融发展作用并不显著。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应当融合联动,互利共生,实现双赢。     

组织创新气氛对组织创新的作用研究

作为组织创新的子课题,组织创新气氛已经成为管理创新研究领域的新方向;如何通过加强组织创新气氛来提高创新,是此领域的研究热点。为深入研究组织创新气氛对其最终期望成果——组织创新的影响,首先通过分析文献对组织创新气氛进行新的内涵界定,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组织创新气氛对组织创新的影响作用模型。然后应用因子分析、典型相关性分析、结构方程等统计学方法对影响作用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最终根据部分显著的典型相关性分析结果与拟合度大于0．9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组织创新气氛对组织创新中两个子纬度存在正向影响作用的修正模型。     

创新要素集聚、反腐与创新效率提升

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而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则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因此,现阶段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从理论上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腐败作为一种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府行为,可能不利于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文章将腐败行为引入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初步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行政腐败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当反腐力度加强时,这一抑制效应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基于2002—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空间面板回归模型、IV-Tobit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要素集聚有效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腐败行为的存在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同时,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各地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的加强有效地缓解了腐败所造成的负向效应,同时也使创新要素集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纠偏,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了制度红利,提供了有利于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配置的生存土壤。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文章认为腐败行为的创新抑制效应意味着加强反腐力度、简政放权能够改善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环境。反腐虽然能够降低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创新效率,但市场机制扭曲才是腐败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根源所在。因此,现阶段应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入手,转变政府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引导为辅的创新要素集聚模式。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效率评价

以2007～2009年我国的创新数据为基础,利用DEA分析方法将自主创新能力分解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能力,并在不同区域间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得出,总体上我国三种创新能力均出现不同幅度下降,其中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上升显著,而一些强势省区却在原始创新能力上出现集体下滑,在其他两种创新能力上保持了平稳发展。     

破坏性创新理论的本质及其市场效应分析

破坏性创新是通过推出一种性能更差、结构更简单、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而创造一个全新市场的创新模式，其本质是延续性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矛盾转换的结果，是市场效应在技术创新领域的体现。延续性创新在产业初期能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并使之偏离其自然需求曲线，而当延续性创新所产生的高端产品性能对消费需求拉动失效时，破坏性创新出现并随之开始另一维度的延续性创新，破坏性创新调整了延续性创新的方向并与之交替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