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再研究

当代人口学特征的民族性是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的积淀,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环境的烙印,是一种“历史地域性”。教育水平以及为“边缘效应”“胁迫效应”所强化的人口空间分布离散度,是民族人口学特征的主要环境塑造力。地域性内涵包括相互关联的“地域趋异性”“民族趋同性”和“聚居地烙印”。对民族人口学特征空间分布地域性的论证,理论上来自地域性内涵,以及“地域因子综合作用原理”“离散效应”和“教育效应”;实证上表现为人口学特征的东（部）西（部）、（西）南（西）北差异,离散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相关,以及聚居地分类与人口学特征综合因子聚类（东部与西部）、聚居地分类与综合因子设定分类（西南与西北）之间十分显著的地域重叠度。     

康有为的《中庸注》与孔教

康有为1900—1902年间集中注解了一批儒学经典,试图重建儒学。《中庸注》是其中之一。在注中,康氏力图使儒学成为“四通六辟”的孔教：将儒学阐发为“人道”,欲使它能面向人智渐开的当下及未来;突显儒学的鬼神,既要表明孔教优于耶、佛,又要增加儒学的号召力,使普通民众信奉与敬畏;阐发“三世三统”,让儒学能笼罩整个人类的发展,避免儒学跟不上社会的发展而衰微。这些体现了康氏思考如何让儒学适应近代社会的焦灼。虽然康氏在注解中不惜歪曲经文,过度诠释,但其目的是走出宋明儒学心性修养的限制,让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命力。这无疑有助于思考当下儒学的发展问题。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心体与自中:“中得心源”的义理传续

以“体相用”的“名实关系”来代替西式“主客关系”对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语的认识,并用儒学主要是陆王心学的义理来补充佛教“心源”论对于“中得心源”一词的理解,是因为源自中国传统哲学义理的“中得心源”自有其内在的中式含义,又因为影响中国传统艺术艺理的“中得心源”更有儒学不可或缺的思想支持。     

世界乡土文学六要素论

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理论和创作萌芽于18世纪中期法国启蒙运动,诞生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世界乡土文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乡土”、“乡巴佬”（文学形象）、“乡土变迁”、“乡土理性”、“乡土叙事”、“乡下人”（创作主体）六要素。六要素中,每一要素包括两个基本类型,分别是：自然和社会、乡下“小人物”和乡下“大人物”、 经济和观念、认知理性和范式理性、方言土语的运用和文体的创新、个人的因素和时代因素。这六要素十二类型涉及乡土文学创作的地域特征、人物形象特征、时代特征、思想特征、艺术特征、创作主体特征。乡土文学六要素是判断乡土文学基本范围的标尺。六要素的质量高下及其与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相结合的状况,也是判定其乡土文学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尺。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汉字文化圈”刍议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一文化场在地理分布和构成上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即“东亚文化圈”所囊括的范围,从泛宗教视角又可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中华佛教文化圈”。这一区域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等,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汉字文化发展并在中国境内外传播的结果。以汉字这一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富于弹性的、有着强劲生命力的人文地理区域和文化存在。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

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 ,以“积弱”闻名于史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 ,则要追溯到宋朝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 ,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 ,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 ,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论“北宋风流”——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北宋词的特征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极力称赏北宋词,谓之"北宋风流".静安先生自己也承认,北宋风流的本源则来自于晚唐五代,盖因其"真"与"广",加上作词的自然摇曳,便构成了北宋风流的本质.     

试析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军事失利的原因

北宋中后期,宋夏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虽然北宋的国土、户口、耕地、军队兵员、经济实力,均远远超过西夏,但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却在几场重要战役中惨遭失败。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及宋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其中一些防范措施却走向了反面,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次,宋夏战争初期,北宋朝野上下对西夏极为轻视,结果战略决策失误,最终导致惨败。     

北宋中叶变法思潮总体特征研究

北宋社会充满着危机与变革,本文以唐宋社会变动为宏阔背景对北宋中叶变法思潮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四大特征:充满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高扬批判精神的背景特征;反映社会变动的内涵特征;以及内部党同伐异的演化特征。     

论开封在北宋时期中原城镇体系中的职能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城镇体系的组成,主要是以首都为中心,各沿河州府为基层的一套城市系列为组群。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因此,研究北宋时期开封在中原城市体系中的职能,为现今中原城市群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经验,对于提高开封的城市化进程也有同届不可忽视的影响。     

宋代甘肃自然资源的开发

宋代的甘肃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北宋王朝为了抗衡西夏,开发经营西北地区,对甘肃地区的水利、森林、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并且设立市易司(务),建榷场,置牧监、马坊,坑冶铸钱.北宋王朝对甘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甘肃地区的经济发展.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试论北宋汝窑瓷器的艺术风格与审美特征

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始于唐代,兴盛于北宋,以精美的造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著称。汝窑瓷器造型经历史演变呈现出显著特点:其胎土细腻,釉色天青,光泽莹润如玉,釉面有开片。北宋早、中、晚期,汝瓷的装饰特征有所演变,官窑与民窑的装饰风格也不尽相同。汝瓷在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