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licatio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 China’s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and Curbing of Financial Corruption

美国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 彰显了现有金融监管模式对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失 败。次贷危机的根源, 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严重失范滋生的金融腐 败。作为一种规制金融信息披露、通过透明度约束降低腐败的需求与供给的监管方 式, 信息监管对于遏制金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立 足中国实践, 重构金融监管体制, 可以以信息监管为中心, 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信 息披露制度, 努力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 建设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整合监 管资源, 形成金融反腐防腐的强大合力。

关键词: 信息监管 金融腐败 次贷危机

The US subprime crisis (financial crisis) highlights the failure of existing mechanism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to prevent systemic risk. Reflection shows that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the subprime crisis are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financial corruption arising from grave violations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check on financial corruption in that it serves as a means of regulating 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hrough transparency, reducing the demand for and supply of corruption. Drawing upon the recent reform of the US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and grounding ourselves on Chinese practice, we believ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 should center on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with a focu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or financial bodies, building a unifi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an effective information-sharing mechanism, and integrating all supervisory resources into a unified and powerful force against financial corruption.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riminal Justice

腐败案件的高发案率是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点。为了适应治理腐败犯罪的需要,中国刑事司法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侦查体制、办案原则,并且注重依靠群众查办腐败案件,注重打击重点的随时调整。中国刑事司法注重提高腐败案件的侦查能力和加强反腐败刑事司法的规范化建设等,这是中国反腐败策略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时,中国在反腐败刑事程序如何与国际公约对接等方面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也指引着中国刑事司法改进的方向。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Charges： The Tightening-up Proces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反腐败的罪名体系走过了一条逐步精致化、细腻化的发展历程,完成了多次细化和全面转型,形成了严密的反腐败刑事法网和二元制罪名体系。二元制的反腐败罪名体系在过去30年间贡献卓著,它不仅是法律逻辑自然演进的结果,背后也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变革因素,更体现了立法者试图在制度层面遏制腐败的主观期待。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和范围的加大,中国反腐败罪名体系的未来走向,必然是坚决废弃二元制罪名体系和彻底恢复一元制罪名体系。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The Guidance Function of Cases of Misappropriation of Public Funds in Transitional ChinamWith the Reference to Criminal Trial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as a Sample of Analysis

相对于贪污、受贿等传统型腐败犯罪,挪用公款罪不是常态性罪名,而是针对社会转型刑法应对的成果。该罪的立法、司法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纠结,这使得判例参考的价值凸显。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视对该罪判例的公布,这为现实裁决提供了指导和参考作用。最近10年所公布挪用公款罪判例折射出司法的重心是：注重主体身份的实质公务性、从形式合理性理解“归个人使用”、慎重解释“公款”的内涵。判例公布在有利于同案同判的同时,也成为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助推器。     

SPECIAL ISSUE： ENLIGHTE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lightenment and Its Fortune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西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科学理性,它虽然促进了现代性的发展,但自身却包含了一系列的悖论,如是与应当的悖论、必然与自由的悖论、普遍性与历史性的悖论等。启蒙理性对中国的消极影响是造成了对科学方法万能的迷信,以及对西方经验和政治原则的迷信,从而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能处理好西方现代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启蒙的现代性理想与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的关系,同时也不能合理鉴别和扬弃西方现代性中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启蒙的真正价值是反思批判精神,因此启蒙是一项不断破除迷信和教条的未竞事业。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国家认同产生了诸多的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我们从理论的层面加以科学阐释。考察国家认同的概念可以看到,国家认同实质上是包含制度、利益、文化、非国家共同体认同的“四位一体”,其基本特征包含生成机制的原生性和构建性、表现形式的意识性和行动性、内容体系的政治性和行动性、维持机制的情感性和利益性,以及发展状态的稳定性和发展性。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危机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民族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是国家治理的失效。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国家认同的构建,着力点在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治理民主模式,构建国家认同的制度性前提;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公平正义,构建国家认同的利益性保障;发展民族文化,加强价值整合,丰富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涵;正视不同层次共同体的发展,促进国家认同的共同体整合。     

SPECIAL ISSUE： CULTURAL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HINA：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of culture in China

文化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但还处于起步、初创、泛化而不精细的阶段,目前至少存在着实证性的,不自觉的,非反思的,知识学的,范式性的等几种文化哲学类型。造成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泛化和多样化特征的直接原因在于,它的兴起面临着复杂多样的文化景观和丰富多样的思想理论资源,而深层原因在于,尚未真正实现从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范式转变,深化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理论范式的自觉,避免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一种部门哲学,而把它定位于一种通过回归文化而真正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范式,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     

SPECIAL ISSUE： IMPORTANT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Develop research in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country＇s specific realities

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方法论原则,它要求我们以中国的具体实际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质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和整合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化思路的基础。要切实践行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条方法论原则,就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在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互动中坚守自己的基本原则。     

SPECIAL ISSUE： CULTURAL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HINA：Som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一种哲学理论或哲学理解范式的提出或确立应该以具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相对突出的理论旨趣为前提。与此相关,文化哲学是一种透过文化符号形式达到对人的总体性把握,而不仪仪把对文化符号形式的研究作为最终目的;文化哲学运用历史科学研究方法把人视为非连续性和异质性的存在物并加以把握;文化哲学在理论旨趣上是对以文化符号形式为核心的文化模式的批判与重建。     

SPECIAL ISSUE： CULTURAL PHILOSOPHICAL STUDIES IN CHINA：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tion theory of cultural philosophy

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文化哲学通过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阐明了历史与文化的内在统一性，从而使文化哲学超越了一股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的文化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文化哲学始终以自觉的文化批判精神为指导，通过对人类文化精神生成过程的宏观与微观的描述，力图阐明现代人类生存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为未来的人类生存提供多种可能。     

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随着我国金融业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推进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要求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此,应逐步完善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管的组织体系;设置一套科学、完善的监管指标体系;建立科学的金融风险监管体系;建立金融监管的市场预警体系;健全既符合国情又同国际惯例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体制外金融监管系统.     

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外贸出口的传导机制及政策建议

从金融危机的发展态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从虚体经济迅速扩散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外需减弱导致出口急剧下降,工业经济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的传导机制主要有6个方面：需求传导机制、汇率传导机制、贸易政策传导机制、价格传导机制、贸易融资传导机制和贸易链传导机制。为了应对外需减弱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我国政府应该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大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重视人民币汇率问题,呼吁建立新型国际储备货币;高度重视贸易摩擦问题,构建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加大对企业的融资力度,帮助出口企业转型;大力发展内需,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应对当下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效应及选择

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金融危机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财政政策发挥功能的特性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加以实施,是目前急需研究的议题。为此,以当下金融危机的特点及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特征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具体实施的财政政策加以选择,是研究财政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必须涉及的几项关键性内容。     

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效应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给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境,经济困境的发生又引发了政治效应,引起了全球的政治洗牌。在这场政治洗牌中,中国应当稳住阵脚,展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魅力,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金融危机对亚洲金融合作的推动效应探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必然趋势。为了保证经济稳定,维护金融安全,使东亚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发展空间,东亚区域金融合作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金融危机对亚洲金融合作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分析金融危机产生推动效应的原因,总结在金融危机推动下亚洲金融合作的发展特点,并展望亚洲金融改革的前景。     

金融危机与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

当下世界正在经受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势必造成一些困难,但我们在积极应对危机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应该看到这场金融危机也为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提供了机遇.如此判断的基础在于:中国经历的30年改革开放,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积累了经济、科技、文化等"软硬实力",而这场爆发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目前的世界秩序,因此建构一个新秩序的要求对一些新兴大国来说一定会有机遇.中国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经济、科技、发展战略和文化的转型.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宏观审慎监管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巨大监管漏洞得以充分暴露,＂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日益强烈的呼声,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本文从监管工具、机构设置、政策协调等角度,介绍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国际最新研究进展,并在反思中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财政监管

明确了政策性银行的地位以及经营特点,论述了政策性银行的财政监管的必要性,分析目前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监管的对策。     

金融危机的逻辑及其社会后果

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从表面看来,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发生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而形成的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原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引发并加速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的生产过剩危机。因此,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具有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特点。这是我们分析中国在这次危机中一些重要问题的前提,而对经济危机产生的社会后果的讨论,也必须建立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之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实体经济的层面及其该问题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顺利转型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条件;同时进行社会安全网络的建设,形成可以隔绝或减缓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传导的过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