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中国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

近十多年来,鉴于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用经验数据研究劳动者与工作之间的教育匹配(尤其是过度教育)对收入回报的影响。但是,已有文献较少考虑过度教育的选择性问题,也很少对高学历劳动者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分析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研究发现,即使是在考虑了选择性之后,过度教育者的收入仍然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同时,对家庭背景、学校出身、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四大影响因素的考察还发现,过度教育确实具有负向选择的特点,那些拥有较低人力资本和较差出身背景的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     

求职过程的微观分析：结构特征模型

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结构变量之后，教育回报率显著下降，显示了结构性因素的重要性；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有不同的影响；体制分割下，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对求职结果的作用强度有着显著差异。     

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以改革开放后参加工作的群体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对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一方面,尽管教育在扩张前后始终是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的最重要因素,但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从而也无法减弱家庭背景以教育为中介对子女初职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影响,带来代际流动的改善。另一方面,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显著,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遵循绩效原则,因此,即便教育扩招提高了他们在社会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也无法带来社会整体代际流动的改善。因此,发挥教育扩招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不仅要强调教育机会的分配公平问题,同时也要努力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就业机会均等。     

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就业：基于任务偏向视角的经验分析

文章运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任务的常规属性、认知属性以及社交属性三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机器人应用的任务偏向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具有显著的任务选择偏向,能提升非常规型任务、认知型任务和社交型任务的劳动力需求;机器人应用对不同学历劳动者的任务选择偏向具有异质性,能显著提升高学历非常规型、常规型、认知型及社交型任务的劳动力需求,但会减少低学历常规型、认知型和非认知型,以及高学历非社交型任务的劳动力需求。因此,要注重对劳动者特别是从事常规型、非认知型以及非社交型任务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和再培训,以助推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市场转型与职业性别垂直隔离

在社会学研究中,把男女劳动者进入不同职业称之为职业性别的水平隔离,而男女劳动者在同一类职业中从事地位不同的工作,则是职业性别的垂直隔离。本文关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职业性别垂直隔离的趋势。笔者从2009年八大城市调查数据发现：即使在没有性别水平隔离的中性职业中,也同样存在着性别垂直隔离,且市场转型加剧了职业性别垂直隔离程度。     

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影响因素探析

文章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主要因素,指出城市生活状态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收入高、职业地位高、来津时间长、文化程度高、租房或买房居住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多,而收入低、职业地位低、来津时间短、住单位宿舍的农民工与市民交往少。而性别、年龄等则没有明显的影响。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8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以教育年份、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为表征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劳动力市场上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经济社会地位是以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状况来界定的。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教育收益率是有很大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主要是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而社会保障状况的差异则主要是受户籍等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二元分割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分层机制。     

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解释,学界有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理论取向。笔者整合两种理论解释,同时考虑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提出一个影响收入分配的基本模型。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数据对这一模型的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但市场部门对劳动力的分割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人力资本和市场部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人力资本越多的劳动力越容易进入国有部门（垄断或非垄断）;同时,国有部门（垄断或非垄断）也能为内部劳动力提供更多提升人力资本的机会。     

转型期城镇收入分配中的国家规制

本研究透过职业阶层、教育与政治资本三个重要因素,侧重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职业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受国家改革计划的影响明显。而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不仅阶层间收入不平等扩展迅速,而且体力劳动者的市场境遇也大大低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由于更多地受国家政治过程的影响,政治资本对改革后新生代劳动力的工资收益的影响呈现出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而快速下降的态势。     

FDI影响收入分配的微观机理与宏观传导机制

FDI影响收入分配的微观机理,主要通过边际收益产品影响收入分配,并在劳动力选择方面为人力资本投入提供较高的补偿,且由于商品市场的垄断地位,为高收入分配在利润获取上提供可能。微观上的收入分配影响,通过宏观的投资、对外贸易和就业扩散到不同地区和行业,形成了区域、产业和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这种差距需要通过软硬件环境建设、劳动力要素流动和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加以解决。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职业流动的途径及其相关因素对上海市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职业流动”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这一现象,经济学家往往站在“理性人”的角度上,把劳动者解释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霍夫曼,1989:20),流动与否、采用何种途径流动以及相应的结果都是其理性决策的过程。在他们看来,劳动者的职业流动如果不是因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职位空缺需要有人去填补(White, 1970; Tuma & Hannan, 1984),就是因为劳动者预计流动后的收益大于不流动的收益(陆铭,2002:135 137)。但在社会学家看来,这些解释显然不够充分,因为他们发现职业流动中劳动者的行为往往混杂着对非经济目标的…     

职业特征对中国城镇就业人员收入差别的影响(英文)

职业是决定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继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重要变量。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子样本,对职业与收入差别之间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职业间收入差距可以解释城镇就业人员收入总体差距的12-17％。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各职业对就业人员人力资本上的要求有差异,从而导致了职业间劳动要素报酬上的差异;二是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所带来的不同职业问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造成了这种收入差别。前一种原因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这应当是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成效;而后一种原因反映的却是现阶段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因此,为了缩小职业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我们还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尽可能地排除由于市场、地区分割造成的不同职业间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     

SPECIAL ISSUE：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Inter-industry Inequalit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Urban Income Gap--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作用*

本文运用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频繁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2）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低,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3）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4）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职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参军经历、市场转型与精英地位获得

从精英获得的二元路径理论出发,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力图揭示参军经历对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以及该机制伴随市场转型所发生的变化。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与普通职业相比,参军经历总体上对管理精英职业的获得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与此同时,分世代参军模型表明这种影响伴随着市场转型而减弱并最终在改革后期消失;第二,与普通职业相比,参军经历总体上不利于获得技术精英职业,与此同时,分世代模型表明这种不利影响主要在改革开放后期的参军群体中显现;第三,参军经历对管理精英职业获得的效应通过影响党员身份获得的路径实现,但改革开放之后该路径亦有所削弱。     

改革期间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

本文研究了当前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主要关注收入的决定因素与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多层次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使教育和工作经验所得到的回报贬值,并且对于党员和非党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基本差别并不产生影响,总的来说,收入的不平等仍然较低并且和经济增长相关性较小,这是因为在发展较快的城市中,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在某各程度上被人力资本的低回报给抵消了。一个似乎可行的解释是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城市还未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