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关系与信任的运用——洋村田野研究.

本文根据在洋村长期的田野研究获得的资料,用关系和信任的理论,从微观的视角来揭示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1、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脉络;2、“自己人”和“外人”有着不同的交易规则;3、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的根本保障。最后,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1、地下“六合彩”是一种集体越轨的产物;2、工具情感关系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主导关系类型;3、目前农村社会中关系信任受到了削弱,而制度信任尚未建立。     

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中国单位组织中何以未能发生变革或终结其制度的集体行动？解答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本文认为,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已为研究中国单位生活中真实的行动及其制度再建构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的研究,应当是对该理论的若干假设进行修正,并将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特定的行动理论即本文旨在建立的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理论。本文的论点是,中国人并非是个人行动者而是自我行动者。自我行动受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构成了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进程。透过这一逻辑进程及其引致的后果,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

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探讨,大多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其议题亦无涉居民切身利益,无法为“强势国家”提供有力佐证。本研究以上海社区“抗非”动员为背景,观察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调查发现,上海的“抗非”工作几乎都由国家主导,居民仅被动配合,自发参与度极其有限。在具体策略上,国家一方面透过主流媒体的调控,掌握“议题建构”渠道;另一方面则借助社区建设的配合,节制“社会参与”渠道,从而在因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掌控力,构筑了“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     

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中的信任建构

摘要：本文从信任的角度出发，发现交易中的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是交织作用的，并促进了信贷交易，二者都是通过行动者发挥作用，行动者在行动中遵循的是“自我〖CD*2〗情境”策略。制度化的信任在经济生活中凸现出它的重要地位，并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是现代企业的基础，是不可替代的。制度信任的缺陷可由关系信任弥补；关系信任的风险，须制度信任制约。只有建立良好的制度，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意义，克服其负面效应。     

弱关系的弱势及其转化——“关系”的一种文化阐释路径

本文试图对“关系”的文化特质加以探讨。作者首先梳理了学界有关“关系”的文化论题、结构论题和工具论题，并阐明了重拾文化论题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有必要突破以往过于倚重中国社会本土概念的文化阐释方法，寻求更具有普遍意含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工具来界说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关系”现象。作为一种初步尝试，作者提出，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弱关系概念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作者看来，在中国社会，“关系” 是与家族（或家族）内部关系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关系形式，前者以弱关系为特征，后者以强关系为特征，两者在满足的功能、成员的可供选择性、规范性和社会分层效应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作者认为，“关系”实际上是指导社会成员处理某些家庭外部社会关系的行动模板。作者还提出，中国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弱关系文化，而且由于它善于促成弱关系向强关系的方向转化，善于从弱关系的动员中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因而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态。     

信任溃败与圈子解散:田园茶叶公司的集体离职事件研究

以田园茶叶公司为例,本文运用集因素论和互动论优势于一体的圈子理论分析集体离职事件。研究表明,在以领导为核心的圈子中的网络结构位置决定了员工的去留、职级,集体离职源于组织中圈子内信任关系的受损、溃败所导致的圈子解散和替换。本文提出了五个研究推论：第一,职务结构和圈子关系的重合或分离会影响离职;第二,领导的圈外人最可能离职;第三,与小领导不和的大领导班底不会离职且会晋升;第四,圈间“桥”缺失会导致集体离职;第五,组织变革中的“幸存者”是大领导班底或圈间“桥”。本文有三个研究贡献：为离职研究提供了圈子理论的分析视角,拓展了圈子理论的解释范围;圈间“桥”关系协调作用的研究发现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有助于辨析圈间“桥”和结构洞概念。     

关系网效力的边界:来自新兴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社会网络是影响社会经济行动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网络的一种类型,关系网植根于中国文化并广泛渗透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对城市求职者所作的深度访谈,本文着重探讨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制度背景下,求职者使用关系网对其就业过程产生的效力,并分析该效力的影响边界及其理论含义。研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关系网在就业过程中仍然发挥着显著作用,但是,其效力受到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以及岗位的技能要求等因素的影响;关系网的效力边界与转型社会的制度安排密不可分;中国社会的“关系网”概念比西方学界研究的“社会网”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华人学界以来,其影响力使许多学者把它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人关系的路径,但在这种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概念合并的趋势中有许多问题被遮蔽了。本文通过对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各自抽象度、对应性和社会形态等的辨析,指出关系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社会资本的研究基础是公民社会,它们在个体选择性、成员资格、公私利益、参与性和做人等方面都有差异。本文还探讨了关系及社会资本各自可能延伸出的研究方向。     

For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Theorising with and beyo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Most sociologists are not content with merely relating macrosocial phenomena to preceding macrosocial causes in their causal explanations of social phenomena. Instead they are seeking to provide (non‐reductive) microfoundations with which they can corroborate and make understandab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crosocial phenomena. In order to do so a theory (or theories) of human action is required. One such theor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 has long been viewed with strong suspicion in sociology. I show such suspicion to be partially justified. RCT cannot be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Nonetheless, there are important insights in various versions of RCT that should not be discarded. In order to improve upon RCT and move toward a more unified or integrative theory of ac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research has to be taken note of. I demonstrate how dual‐process theories and the research on heuristics can help sociologists move beyond RCT without contradicting some of its more basic insights.     

Toward a theory of myth

James Cresswell provides a thoughtful critique of my essay on a theory of myth (Mill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nature of theorizing that challenges the dogma of empirical frames of reference, concluding that scientific theories themselves are contemporary myths. Insofar as myth is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narrative or discourse about phenomena, Cresswell's argument could apply to any theory. But he takes this point further: theory is synonymous with myth. In order to unpack this evocative claim, it may prove useful to revisit how theory and myth relate to the concepts of logos, truth, ontology and identity. In the end, I suggest theory is not myth because theory sets out to describe, interpret and explain phenomena and is scrutinized for its validity, generalizability and applied consequences, while the premises of myth are often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presupposed or simply devolve into belief that may or may not be defensible.     

对网络主体道德行为失范的成因分析

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从此走向了文明。网络技术从性质上讲是中性的,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伦理等诸多道德失范问题,衍生了如网络色情、金融诈骗、窃取机密、造谣中伤、制造社会混乱等网络异化现象。网络主体道德行为失范,生存空间的二元性是前提;不良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是基础;病态心理是动因;网络无法可依、主体教育脱节是外在条件。把握这些成因,对扭转网络主体道德行为失范现象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