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关系”与“结构”的双重视角:一项工作绩效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日渐成为非个体层次上研究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相关研究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组织外部关系层面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产销售从业人员的实证调查,探究销售人员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社会网络影响结果的理论基础。     

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假设的再探讨

关于社会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假设：弱关系假设和强关系假设。本研究通过对30名留美中国科学家的深入访谈发现,是社会网络中人际强弱关系的互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才成功促成了双方的跨国合作。强关系的作用是作为关系节点,将双方连接起来,提供沟通平台和信誉保证;而弱关系的作用是互通信息,为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提供体制资源支持。强弱关系在求职网络中的优势互补是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充实了强弱关系假设的理论内涵,丰富了求职网络的研究传统,对人才的跨国参与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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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社会排斥感探析——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

本研究发现,珠三角外来工感受到的经济排斥较其感受到的心理排斥强烈。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来看,外来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物流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品牌绩效的影响

以物流企业为行业背景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对品牌绩效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品牌美誉度有直接的作用,对品牌忠诚度有无直接作用,但可以通过品牌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对品牌美誉度和忠诚度有间接作用。物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当顾客、客户、消费者感知到物流企业积极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时,就会提高他们对企业及品牌的评价、产生品牌认同感,最终提高企业品牌绩效水平。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年7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市场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于制度性因素。     

建构协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基于日本3个城市的文本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和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建构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其中代表国家的政府与代表社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基于法团主义、市民社会等理论促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有助于理清双方边界,更有助于践行协同治理...     

数字政府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6个城市案例的QCA分析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其绩效水平关系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TOE模型构建了数字政府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使用fsQCA对36个城市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政府绩效受技术、组织和环境多重因素的联动影响,主要有技术+组织内部替代型、技术+环境软化组织型、技术+环境组织平衡型、技术+环境替代组织型四条路径。这有助于深刻认识数字政府绩效差异背后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的本质,也启示各地在数字政府建设中要促进技术、组织和环境等要素协同、增进组织关注和坚持技术赋能。     

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中人情资源大于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力,人情加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证实了社会网络资源与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不同制度环境与竞争条件下,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实证研究的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     

Partnership and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A Social Network Study of Taiwan

ABSTRACT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s) generally face challenges of meeting clients’ complex need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can be a strategy for the CBOs to expand capacity and improve performance. However, relevant evidence is scant and tends to lack a theoretical bas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networking and performance of a CB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sample consists of 15 CBOs relying on volunteers to provide primary care services for older adults in a suburban area of Taiwan. Data analyzed include an expert evaluation record, a sociomatrix data set denoting the CBOs’ relationships, and a focus group of the social workers supporting the CBOs’ services. The breadth, brokerage, and embeddedness of networking are measured by centrality indicators and are hypothesized as being beneficial for service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effectiveness and innov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brokerage and embeddedness of networking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ffectiveness. A CBO may enhance its performance by bridging less connected organizations that need the relationship or by partnering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that bring in information from many others, but a wide social network is not necessarily helpful. Future studies can strengthen the findings by employing large samples and advanced statistical methods.     

Modeling Contextual Effects in Developmental Research: Linking Theory and Method in the Stud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special section was inspired by the recent increased interest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in the assessment of context‐specificity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effects of groups, situa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on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development have long been acknowledged i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mpirical research has largely relied on the assessmen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rather than contextual differences in these processes—perhaps due to the fact that advanced data analytic techniques are required to access contextual dependencies in such data. While still developing, best practice data analytic techniques enable us to access the ‘soci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re precision today than ever before. In this special section we examine three of these techniques through the work of our invited authors.     

我国制造业产业关联及网络效应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对比

利用国家统计局颁布的《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考察我国制造业产业关联特征;并基于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制造业细分行业间的网络效应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揭示产业间网络结构内在机理。总体来看,制造业产业部门的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均呈增长的态势;高新技术产业影响力系数明显上升,感应度系数也有所上升;重工业部门感应度系数排名稳居前列;轻工业中除纺织业外,感应度系数变化不大。     

近朱者赤：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归国者跨国社会资本转移研究

本文基于同质性理论、同群效应和类聚效应,建立了归国者跨国资本转移机制的模型,并根据“千人计划”学者合作者网络,计算并分析了他们的跨国学术资本转移情况。结果表明,“千人计划”学者归国后积累了更多的学术社会资本;通过“三元闭包”机制,将国外学术社会资本转移至国内;归国后所积累的资本转移效率更高;通过资本转移,“千人计划”学者有助于打破聚簇密度,引发创新级联。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转移模型和计算公式,发现社会资本的转移是一个弱关系到强关系、间接联系到直接联系的过程,并通过定量的方法研究了归国者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农民工小团体现象的探测与分析：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对深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应用N G算法,探测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小团体现象,并通过对其数目、规模及内聚程度的分析,探讨了亲缘、地缘关系在小团体现象中的角色问题。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具有明显的小团体现象,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构成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团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等三类网络的团体化程度也存在差异。混合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低于单一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加工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力差异程度较大,而建筑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则普遍较高。加工业农民工的业缘关系是小团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建筑业农民工的小团体以地缘关系为主,但业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凸显。     

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沪、粤三地的分析

本研究以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协方差模型探讨了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拜年网中朋友的比例、邻里互动频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都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生活满意度与拜年网规模之间则呈现出“∩”型的相关关系。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朋友比例的上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频率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邻里互动频率的变化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网络左翼的三重面相:基于个案观察和大数据的探索性研究

本文在质性观察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由“思想理论资源”与“立场取向”两个维度构成的理论模型,用以建构关于网络左翼思潮的类型学。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个案观察加大数据文本分析的混合方法对三种网络左翼思潮进行研究,从经验上辨识与类型学一致的左翼社会思潮,即“国家主义左翼思潮”“民粹主义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左翼思潮”。此外,我们利用监督性机器学习技术与社群侦测技术,辨识各个网络左翼派别的社群结构,并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网络互动与社群结构的演进。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主义左派”逐渐式微,不再构成相对独立的互动社群;“民粹主义左派”与“国家主义左派”之间存在更密切的关系,但两者间裂痕的扩大也带来网络冲突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