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曾植的学人之诗

沈曾植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他的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诗中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可以说,他的诗歌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为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之繁、之僻。沈曾植的诗歌表明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潜在的问题使它的生息气脉已折耗殆尽。     

汉武帝：从历史人物到小说形象

　　摘要：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很多。与史书记载突出他的军国大事不同,民间传说主要讲述他求仙和婚姻家庭方面的逸闻趣事。道士小说对民间传说加以改造,把他塑造成因放纵嗜欲而求仙失败的典型人物。汉武帝形象转变是汉魏时期盛行的天人感应说、神仙信仰以及道教对传说合目的改造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汉武帝由历史人物到传说人物再到小说人物的形象转变过程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余英时.东汉生死观［M］. 侯旭东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3.
［5］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黄勇. 方士小说向道士小说的嬗变--以小说中的汉武帝形象的演变为例［J］. 新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1):115 117.
［7］ 郑樵. 通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57.
［8］ 程蔷. 中国民间传说［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9］ 黄景春. 民间传说［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26.
［10］ 班固. 汉武故事［Z］//文渊阁四库全书1042册.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1］ 鲁迅. 古小说钩沉［M］. 济南：齐鲁书社,1997.
［12］ 汪绍楹. 搜神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 王嘉. 拾遗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9：116 117.
［14］ 本社.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5］ 吴树平. 风俗通义校释［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350.
［16］ 王符. 潜夫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57.
［17］ 刘向,葛洪. 列仙传 神仙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8］ 王明. 太平经合校［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20］ 林继富. 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11 17.
［21］ 漥德忠. 道教入门［M］. 萧坤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1 72.
［22］ 殷翔,郭全芝. 嵇康集注［M］. 合肥：黄山书社1986：145.
［23］ 王明. 抱朴子内篇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 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M］. 孙昌武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
［25］ 赵益. 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6］ 费振刚,等. 全汉赋［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31.
［27］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28］ 余英时. 道统与正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C］//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6.
［29］ A·哈维兰. 文化人类学［M］. 瞿铁鹏,张钰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397.
［30］ 王瑶. 小说与方术［C］// 中古文学史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0.
［31］ 李剑国,陈洪. 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11.
［32］ 董乃斌. 文学史学的创建和文艺学的离合［J］.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5）: 5 9.      

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

王国维与沈曾植都是20世纪学术的代表人物,两人因罗振玉而相识;在1916年至1922年共同居沪的七年间,时有诗歌酬唱,诗风不同而情谊可见;王国维的若干音韵、西北地理、蒙元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多受到沈曾植的提点或影响;王国维通过若干序跋歌联等形式,对沈曾植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作了充分的估量;王国维为沈曾植之后的学术史续写了精彩篇章.     

沈曾植的异化宋诗学

从文学演变的角度,通过对比分析,说明虽然同在"宗奉宋诗"的大旗下,但以沈曾植为领袖的浙派诗歌创作及理论与闽、赣两派有着显著的区别,其强调的学问重点体现为生僻典故和思理玄致,从而对宋诗某一方面的特征做了极端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异化色彩.     

论吴锡麒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对浙派诗风的承变

乾嘉诗人吴锡麒是浙派中晚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清峭而不秀媚、情韵格律兼长,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后期浙派诗“神骨不俊、气格不高,力量不厚”的弊病,继厉鹗、杭世骏之后再振此派旗鼓。其诗歌在艺术特色上明显地表现出对此前浙派诗风的承袭、新变：汉魏唐宋,共炉而冶,在诗歌宗尚上不拘囿于宋诗;用笔雕琢、隶典自如,对浙派末流的钉饵捋扯既有承袭又有修正;以“清”为宗的诗歌风格和以雅正为纲的整体风貌。     

玄学派诗人的男权意识与殖民话语

摘　要：许多评论家对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诗艺、风格的细读分析上,而忽视其与世事的联系.但借助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双重视野可以发现,事实上,在玄学派诗人主将约翰*多恩常用的诗歌艺术手段如巧智、奇喻背后,有两种权力话语在运作:一为男权中心话语;一为殖民话语.这两种话语在诗人作品中无意识的反映,既有生理的、文化的因素,更与当时的整个时代氛围和诗人生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玄学派诗人以其创作的诗歌文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殖民主义者建构"他者”的文本世界的过程.     

论倪瓒题画诗的冲淡之美

倪瓒题画诗具有冲淡之美,这种冲淡之美在他的题画诗里表现在诗人对“无我之境”的塑造,诗人对自身宁静的心灵、闲适的心态的描摹和诗歌意象的选择上。形成这种冲淡之美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以及受佛教、道家文化的影响;二是社会文化心理与文人心态对诗人创作所起的作用。     

王闿运与同光体的诗学取向

在晚清诗坛,同光体继湖湘派后兴起,成为主流诗派.同光体诸巨擘面对湖湘派领袖王闽运和他倡导的汉魏六朝诗,态度各异,映射出其内部不同的诗学取向.陈衍对汉魏六朝诗不甚重视,且在审美取向和诗学目的上与王闽运有很大的分歧,于王闽运坚守六朝攻击甚力,立论过于矫激.沈曾植倡"三关说",由唐宋上溯至六朝,看重晋宋诗包孕的佛学和玄学的精深义理,与王闽运所欣赏的缘情绮靡异趣;在拟古问题上,沈曾植不完全否定"明七子",这与王闿运相近,不过沈曾植要求打通元祐、元和、元嘉三关,和王闽运呆守六朝自是不同.由是,沈曾植对王闽运便略有轻诋.陈三立在创作上的成就高于其他同光诗人,这和他融通六朝与唐宋、诗学上要求"能自树立不因循"密不可分.他早岁从王闽运游,于汉魏六朝诗曾深入涵咏,后虽历三唐而入宋,并不废对王闯运的推重.同光三老之间的上述差异,也显现了同光诗人为建立新的诗学范式而做出的不同努力.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黄宗羲与浙派诗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顾炎武、王夫之鼎足而三。他以这顶桂冠称著于世,而其诗名则恰恰为之所掩,人多罕知之。其实,他不仅“启”后世民主主义思想之“蒙”,而且在诗歌发展史上也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同样有一种“启蒙”意义在。质言之,黄宗羲是浙派诗的开山祖师。“浙派”或“浙诗”的名称,在乾、嘉时期袁枚的著作中已经多次出现。它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浙派,专指当时厉鹗、杭世骏、吴颖芳、金农一派而言,旁及钱载诸家;广义的浙派,则包括其他与之风气相近的清代浙江诗人在内。清初朱彝尊、查慎行各领一宗,     

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探析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同时也是一位佛教信徒。她与佛教关系密切,有着不解之缘,其母杨氏信奉佛教 使她从小便对佛教有所了解,入宫后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后来入感业寺为尼的经历使她与佛教逐渐结缘。随着对佛教的感情 日益加深,她开始大力扶持佛教。她多次迎奉佛指舍利、翻译佛经、兴建佛寺塑佛像,使佛教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佛教也对武 则天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为她革唐为周制造舆论,佛教在她建立武周政权后继续为她巩固统治服务。武则天与佛教相互作 用,相辅相成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略论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的必要性

在汉文佛教文献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有必要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汉文佛教文献的学科,即汉文佛教文献学.汉文佛教文献学是以汉文佛教文献及佛教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佛教文献产生、发展、整理、存藏、传播、利用的历史和规律,并为佛教文献工作提供理论指导的专科文献学.汉文佛教文献学与汉文佛教史料学、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欧美佛教文献学方法不适用于汉文佛教文献,而汉文佛教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又有诸多不同.另外,汉文佛教文献在整个中国文献学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建立汉文佛教文献学.     

论江总的佛教信仰及其文学表现

南朝江总被称为"一代辞宗",南朝佛学之兴盛、帝王之殷情佛法、家族之好佛思想的影响等众多因素玉成了江总的好佛倾向.在佛教思想影响下,江总佛释诗写景与佛理互相融释,显示出幽静舒缓的气韵.对江总这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有助于对南朝士族既信仰佛释又重声色之矛盾行为提供研究借鉴.     

谈《西游记》中的佛学意味

百回本《西游记》作为一部以取经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从其取经故事源起到成书可见《西游记》的故事原型是佛教的;他的故事主旨体现了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的取代、文本回目及诗词韵文和名词术语都涵盖“明心见性”的佛学意味。     

民国时期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在内地弘法及影响

民国初年,汉藏佛教界在佛教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认识上不断切近,汉地僧人开始集体或单独前往西藏求法,藏传佛教僧人亦躬身达至内地阐发藏传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次第。亲至内地初传佛法的藏传佛教著名僧人白普仁喇嘛与多杰觉拔格西,作为扣连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人物,跨越汉藏过往的沟坎与现实局势的困境,凭依宗教领域内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诠释,阐明佛教与社会、佛教与人生等佛教现世价值观,与汉地佛教界人士共同弘传佛教文化,赋予佛教新的解释现代社会的阐发理论和切入模式,力行书写了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现代进程。     

明代西北的佛教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相谐发展是宋明以来西北佛教的一大特色。本文揭示了明代西北藏传佛教发展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和汉传佛教的走势特点 ,并就明朝政府加强对佛教的管理概括出了几点成功的历史经验 ,对于现实宗教政策的制定有一定启发性。     

梁启超思想的佛教精神

梁启超于佛教早有因缘,梁氏的思想也深染佛教的精神。作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佛教历史与典籍都有相当的研究。文章从佛教之信仰兼善非独善、广涉佛典愈治佛学史、兼摄佛学与西学互诠三个方面梳理梁启超对佛教的研究。     

试论人间佛教在中国大陆开展困境以及可能出路

人间佛教作为传统佛教当代开展的新形式,已成为海内为佛教佛教开展的主流趋势。但人间佛教在中国当下的开展也面对着多重困境:人间佛教新理论开展之不充分、人间佛教实践所需要主体对人间佛教存在认识误区、以及人间佛教伦理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紧张等。要走出这些困境,理论上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必然要求,同时借鉴人间佛教在海外开展之模式、经验,以及尝试参与一些世俗事务,应将会成为人间佛教在未来开展取得成功的可能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