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双重抛弃：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兼与肖瑛商榷

摘要：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和没有社会学的社会是社会与社会学彼此抛弃的必然结果。社会学要回归社会,必须明确其知识体系的基础,即社会和社会性的概念界定、基本内涵、社会主体。但社会概念的空泛化、去人化使其合法性、根性得以丧失。肖瑛给出了回归社会学的辅路途径,布迪厄引入“场域”代替“社会”。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导致社会与社会学相行渐远,社会和社会学的双重失根也成为必然。社会的失序、社会性中介的断裂、媒体与大众单一化终结了社会性,也终结着社会学。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的化解成为社会和社会学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贿赂中的自我道德化与嵌入性腐败——基于H市纪检监察机关档案的一项文本研究

本文主要依据H市纪检监察部门的案件询问与谈话笔录文本，力图使用国家个体关系理论模型，考察贿赂行动的实践过程。通过相关文本，笔者发现，以往将贿赂行为描述为一种不道德的交易行为，并不能准确揭示贿赂行为的本质；相反，贿赂行动中的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种种符号与象征行为，有将贿赂交易“自我道德化”的强烈倾向。而就经济学角度将贿赂行动描述为权力与金钱相交换的市场行为而言，也有将贿赂行为简单化的倾向，其与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本身有着本质区别。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将贿赂界定为一种通过行动者的自我道德化表演，而嵌入在传统的礼物赠与行为与现代市场交易行为之间的特殊社会交换形态。     

嵌入性治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对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的批判性反思

关于社区合作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国家—社会关系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该范式倾向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国家、社会元素在社区治理场域中的二元性（张力）逻辑：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属性,另一方面强调社区“作为社会自治单元”的性质,二者共同体现了对“社区”的方法论关怀,而忽视了“社区”的本质意涵（本原性意义）,因而缺乏对社区治理的深层机理加以分析。本文从“嵌入性”思想和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构建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新型分析框架,即“嵌入性治理”视角的提出,意味着“社区嵌入社会”是国家（基层地方政府）、居委会（准行政代理）、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社区大众等多元主体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性治理”可以被视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一种本土化分析理路。     

认知、文化和结构的三重嵌入：草根非营利组织“绿”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一个草根非营利组织为个案运用嵌入性理论对其发展图景进行解读，从结构、认知和文化三个层面讨论嵌入的机制。论文发现，草根非营利组织是嵌入到复杂的结构、文化和认知机制之中，且这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促进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以回应弱势群体的需要，政府应推行有利于草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并将具有回应性的草根组织服务纳入发展型社会政策框架。     

酷儿的碰撞：社会学和性研究

就在过去的几年间,在大多数使用英语的世界中,酷儿(Queen)这个词——一个善良的人们过去从来不会去用的词——摆脱了引号。它日益广泛的传播,反映出三个大致相当然而又不易联系在一起的新发展：出现了像“酷儿国”、“行动”和(英国的)“愤怒”一类群体政治活动的新事态;男女同性恋研究的新学科在学术界赢得了巩固的地位;以及一种自称酷儿理论的智力事业的兴起——第三项在某种程度上是前面两种新事物的反映。     

社会分层里的行政他性：李普瑟的结构张力论

本文首先梳理了李普瑟的文本,把其对社会分层的构思阐释为一个最适用于公共行政的“结构-张力论”,     

高校学生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基于ZN大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转型下高校学生工作发展成为研究重点。实证研究表明：高校学生工作转型对于满足学生需求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在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的介入论、分系统论和结合论等基础上提出＂嵌入性发展论＂,突出高校学生工作转型路向在于学校专业性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边缘嵌入到核心嵌入、浅层嵌入到深度嵌入、依附性嵌入到自主性嵌入。实现嵌入性发展需要学生工作的制度支持与服务拓展。     

认知、文化和结构的三重嵌入:草根非营利组织"绿"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一个草根非营利组织为个案运用嵌入性理论对其发展图景进行解读,从结构、认知和文化三个层面讨论嵌入的机制.论文发现,草根非营利组织是嵌入到复杂的结构、文化和认知机制之中,且这三者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促进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以回应弱势群体的需要,政府应推行有利于草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并将具有回应性的草根组织服务纳入...     

合法性、 嵌入性与"失准"的精准扶贫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从合法性、嵌入性研究精准扶贫的失准问题。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扶贫的反思和超越,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先后经历制度扩散和制度落实两个阶段,前者会面临合法性困境,后者则会遭遇嵌入性挑战。具体而言,在制度扩散过程中,会面临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与精准扶贫形式化,以及观念—认知限定与精准扶贫主体失位两种合法性困境;在制度落实过程中,会遭遇制度场域限定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难题、政府主导与市场和社会机制缺失、利益群体分化与精准扶贫负面强化效应等三类嵌入性挑战。     

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鲍曼的理论构想及方法论探析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 鲍曼在4050 年发表的《社会学对后现代性的回应》（后收入《后现代性的通告》）一文中首次对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进行了区分。鲍曼尝试用“社会性”、“栖息地”、“自我建构”与“自我组装”等概念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崭新的人类状况。本文试图在阐述鲍曼关于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构想的同时，剖析这一构想所凸显的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定位及方法论问题。     

金融发展理论的渊源与发展概述

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历来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随着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经历了从"面纱"到"引擎"的转换,由此孕育出了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理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其实质是强调货币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历代经济学家有关货币因素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理论阐述可谓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     

组织嵌入性与求职以高校毕业生就业为例

新经济社会学自格兰诺维特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实证研究关注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找寻行为。然而,这些研究的分析单位通常放在个体之间的强关系或弱关系这样的联系上。布莱顿和卡瑞亚的研究扩展了已有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组织嵌入性的求职方式。使用这种求职方式的人通常隶属于某个组织或机构,而该组织或机构同用人单位具有某种联系。我们把组织嵌入性应用于中国高校毕业生的求职上,研究了不同的招工渠道对工作的影响,主要分析了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与受教育水平、高校声誉和学生表现,以及毕业生的起薪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陕西区域金融市场发展现状评析

金融市场结构是质与量相统一的相对独立系统,一个国家或区域的金融市场结构优化与否直接反映了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金融市场结构的失衡制约了金融市场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核心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针对陕西区域金融市场供求结构失衡、金融中介机构效率较低等问题,应完善区域金融市场体系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大力发展各类金融中介机构,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金融化水平。     

社会学的春天和社会学家的任务

当今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社会学的支撑,这给社会学提供了难得的大好发展机遇,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社会学家要在迎接社会剧烈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提供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发挥社会学学科描述记叙的功能、加快社会学学科建设。     

郑杭生教授的发展社会学研究述评

我国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分析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为发展社会学开创了新的认知框架和解释体系,对发展社会学的理论创新起到了比较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理论模型的平台上思考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倡导

在以往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许多中国学者或理论工作者都比较喜欢进行概念上的争论。这种争论某种意义上颇类似于西方中世纪对宗教教义的不同理解引发的辩驳,它对于正本清源,明晰人们的认知,改变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共识,促进社会转型是有较大作用的。不过,这样的学术活动,其实对于学术的直接的建设性作用甚小。当前中国学术界,这种现象少了一些,学者们转而满足于对经验进行简要概括,以期形成一定的能够唤起读者共鸣的概念。这些概念往往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效应,然而,其学术意义同样不大,因为它们对于真正的学术累积作用甚小。众所周知的是:仅…     

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决定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应确定以金融深化为改革的终极目标 ,以金融约束为必要手段 ,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英文)

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这些也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社会学初创阶段,严复等人在社会学本土化和学术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尝试。费孝通经历了中国社会学前期发展阶段近20年及后期56年全过程,其学术历程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具有典型意义。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