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结构”的双重视角:一项工作绩效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日渐成为非个体层次上研究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相关研究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组织外部关系层面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产销售从业人员的实证调查,探究销售人员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社会网络影响结果的理论基础。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分析

本文采用深圳农民工调查的整体网络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包括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包括婚姻讨论网、生育讨论网、避孕讨论网和养老讨论网）的凝聚子群结构。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普遍存在子群现象,且子群之间有较大程度的重叠。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子群重叠结构既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合,也有利于新的婚育、养老文化的传播。     

滕尼斯的“新科学”:“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型及制度诉求分析

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是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网络格局,呈现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点.但是,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支持刚进城的农民工尽快适应环境的同时,也阻碍了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农民工要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在现阶段.强化制度建设,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对于实现流动人口全面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

本项研究运用定量数据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迁移压力和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的影响远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2）农民工群体的迁移过程面临的压力,例如被排斥、不公平待遇等会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3）相较于其他群体,社会资本和精神健康的关系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复杂。有的社会资本对精神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例如信任和网络密度;而有的社会资本则对精神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三维解读

市民社会是青年马克思解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常用术语。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从哲学维度阐发了以社会至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考察,从经济维度诠释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异化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历史维度得出了市民社会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的科学结论。今天,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们恢复人的社会主体意识、倡导社会自治,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组织与社会”专栏征稿启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转型实践与快速的现代化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前,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计划体制、单位制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的组织形态和关系网络重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也以其强大的力量重塑着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体系,整个社会的运行在焕发出巨大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变得极为复杂与多变。在学术研究当中,传统的结构分析、组织与制度理论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学者们在关注正式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同时,正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不明言的制度、权力关系、社会网络与组织的实际运行方式的研究。
从2004年开始,以“倡导专业规范,培养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共同体”为宗旨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为了进一步做好学术传承,形成学术积累,特以“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为依托,在《社会》杂志开辟“组织与社会”专栏。
本专栏从2009年第1期开始试办,每期3篇,迄今已有3期刊发了相关文章。本专栏采取选稿、约稿、荐稿、投稿相结合的方式,即从每年的工作坊论文中选择部分优秀稿件优先予以刊登,并根据专题需要约请部分专家提供特稿,同时接受公开投稿和荐稿（请标明专投“组织与社会”专栏）。对于所有通过编辑部初审的来稿,我们将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专家评审制度。对于本专栏发表的相关论文,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将定期进行评选,对优秀论文给予奖励,并分专题结集出版,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踊跃来稿,稿件请注明《组织与社会》专栏。
来稿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社会》杂志“作者投稿系统”：www.society.shu.edu.cn 
《社会》杂志投稿电子邮件：society1981@163.com 
本专栏临时投稿电子邮件：liuyuzhao@shu.edu.cn（有效期1年）
　本刊编辑部     

“中产阶级”研究：疑问与探源

中产阶级研究源远流长,马克思主义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开创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研究。虽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已经有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使用过中产阶级概念或对中产阶级进行过讨论,但第一个从社会学意义上对中产阶级进行研究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中产阶级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学者们研究的中产阶级,而且财产状况和财产关系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划分中产阶级的唯一标准,阶级意识、政治与社会地位及文化心理都被马克思恩格斯纳入中产阶级研究的范围。     

城市社区的国家与社会：现实诉求和路径依赖——对Ｃ市“市长公开电话”的个案研究

一般来说,任何社会的形成都是由个人、制度和文化三种动态关系所组成的,因此,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邓伟志,1991)。本文的分析就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分析基础之上。在当代中国城市社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渐完善,随着淹没社会的国家权力在诸如经济、市场等领域的有限退出,随着万能的“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市民与国家(政府)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大变化:一方面,市民的职业流向分布于国营、私营、外资、个体等多种经济所有制,市民对“单位”的依赖趋弱,对政府的指令依赖趋弱;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能角色定位发生改变,…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寻求对“社会”的理解: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

法国大革命遭遇的挫折促成了19世纪初法国思想界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反思。这一反思的重要成果是社会范畴受到关注和社会学说的兴盛。圣西门接续了孔多塞和观念学派创立“社会科学”的努力，探索“社会生理学”。他摒弃了启蒙时代盛行的抽象个体观，揭示了人的社会属性。他把社会视为有机体，认为社会的各个部分应相互协作，构成和谐的统一体。他还强调了欧洲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圣西门提出了“组织”社会的初步设想。圣西门的社会学说融合了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法国从革命向社会重建的重要转变。它给后世留下了双重的精神遗产：既唤起人们同情社会苦难的博爱情感，又提醒人们要科学地观察和研究社会事实，尤其在行动时要保持清明的理性。     

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

摘要：本文试图阐明,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经验研究成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的考察,作者发现,从这些研究中所浮现出的“大众社会”图景深刻地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     

差异性态度与交往期望: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变化趋势——以北京市为例

农民工与市民在社会距离变化感受、相互理解程度、交往感受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农民工认为他们与市民的社会距离缩小了,但市民认为他们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扩大了。差异性态度可能是交往期望差异造成的。整体上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呈现扩大趋势。社会距离扩大的原因除了与双方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空间隔离、交往频率等因素有关系外,还与城市人口规模变化、政策调整和流动人口犯罪有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的建议。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根据长期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提出“社会底蕴”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 “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而对这一“底蕴”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反思不无相关。     

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作者通过对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在农民工“子弟”中间盛行着类似《学做工》中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小子”的反学校文化。但是，由于制度安排与社会条件的差异，“子弟”与“小子”的反学校文化却是形似质异的。“子弟”的“反抗”更多是一种自我放弃的表达形式而非对支配秩序的洞察与抗争。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子弟”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机制后指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组织模式导致“子弟”高度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从而以拒绝知识的形式放弃了学业，也因此完成了作为底层的社会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