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假释制度的完善——以罪犯权利保护为视角

罪犯权利保护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保护罪犯权利是实现保卫社会的必要条件.假释作为一种对法院裁判确定行刑期限的改变方式,是罪犯享有的权利而非对其奖励.该权利介入了对罪犯主观改造评判的因素,因而其完善对于罪犯改造及其重新回归社会保障措施之建构有重大意义.罪犯权利保护呼唤犯罪控制与罪犯防治的社会工程化,实现罪犯由监禁状态向社会的良性回归并最终保卫社会.     

罪犯权利论纲

罪犯权利的根据有二一是基于人权而确认的罪犯权利;二是基于刑罚的目的而赋予的罪犯权利.刑罚权与罪犯权利在性质上相互对立,在限度上此消彼长,在内容上相互制约,两者又都根植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罪犯权利存在着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状态,罪犯权利的发展就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从应然向实然逐渐转化的过程.     

检讨我们的法律观

法律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问题 ,也是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从西方主要法学派别的角度看 ,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是实证主义的法律观 ,缺乏对法律道德价值的追求。而法律应当有自己的道德追求。现代法律观应当是一种权利本位的法律观 ,因此 ,法律应当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合理分配社会权利的权威性规范的总和     

契约论视角下的罪犯权利

我们可以从新契约论的角度尝试建构一个罪犯权利理论,从这一理论看,罪犯权利的内容和程度的正当性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罪犯是人或公民,而且更是因为现代理性公民在一种公平的最初状态中的共识。形象地说,就是处于“无知之幕”之后的社会契约制订者根据最大最小值平衡的原则认可罪犯应当具有一些基本权利。其中主要包括:受惩罚权、生命权和思想自由权、不受虐待权、申诉控告权和获得基本教育和培训的权利等。     

论死刑复核与减刑、假释程序的诉讼化改造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和减刑、假释程序正试图克服行政性程序所带来的弊端,但是离真正实现程序的诉讼化仍有一段距离。域外的有关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权力制衡和权利保障,可供我国对现行制度进行诉讼化改造借鉴。死刑复核程序和减刑、假释程序应当采用三角结构,被告人和罪犯是程序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应当为检察院、被告人和罪犯以及被害人参与程序提供适当的路径,法院应摒弃行政审批者之地位,重拾中立裁判者之角色,务求在双方的直接言词辩论中得出最终结论。     

试论罪犯的人权保障

“人权”口号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问世的。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启蒙到形成、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罪犯人权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既是同西方国家进行人权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 ,又是中国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罪犯人权的基本内容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既要注重权利内容的完善 ,更要注重其法定权利的实现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浅论集体权利的若干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集体权利在整个法律权利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集体权利可分为全人类、国家、地方、社区、社会组织等几个层次,内容应当包括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其行使主体的产生和创立需要一套公正合理的制度。     

监狱行刑社会化简论

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指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展罪犯与社会作出联系而最终促成罪犯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既包括监狱主动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也包括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监狱行刑过程。应当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倡导监狱行刑社会化。     

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独创性构成与权利归属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问题是讨论其权利归属的逻辑前提,而对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构成作品的问题,应当回归到对其独创性构成的判断上来,认可具有独创性的创作物为作品。在著作权权利的归属上,无论从法理依据还是伦理哲学上,人工智能机器本身不应被视为权利主体,而仅能当作一种创作工具。在此逻辑之下,使用此工具生成相关创作物的人应当享有相关著作权权利。至于人工智能创作物所带来的其他问题则应当依照其他法律制度与其权利归属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