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桶决策模式:反理性主义的声音

垃圾桶决策模式是不同于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的决策模型,它向人们展现的是一个反理性主义的视角。该文从垃圾桶决策模式的基本学术主张出发,分析垃圾桶决策模式对于政策研究、政策实践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浅探信息工作如何为优化企业决策服务

一 从一定程度上说,决策过程就是对信息进行处理、作出决断的过程。那么,作为企业决策的基础——企业信息工作,如何才能主动提供优化的信息,为企业决策服务呢? (一)了解企业领导者的决策思维特征,提高信息工作对决策思维活动的适应程度 一个科学决策的产生,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搜集情报信息阶段。决策者提出问题后,首先必须对有关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二是拟订计划阶段,此时决策者要制定、分析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三是选定方案阶段。决策者将从众多的方案中选择     

试论思维方式、信息与决策

一、正确的决策靠什么? 在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活动中,为保证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协调、顺利地进行,经常要做各种决策。一个决策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和所获取的信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人们所面临的往往是多因素的、动态的、复杂的、随机性强的大系统问题。如何科学地、定量地、最佳地解决这类问题,不断提高领导者的决策水平,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它要求领导者要在思维     

试论决策的伦理评估

实施决策的伦理评估,是管理和决策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决策伦理评估过程包括四个基本环节:确定利益相关者,分析利益关系变化;运用伦理规范进行决策方案的伦理分析;确定决策方案的伦理表现水平;根据"超越因素"对边际可接受方案进行评价。要提高伦理评估水平,必须健全伦理规范,建立标准工作程序,提高决策者的道德素质,创建良好的组织文化,建立决策伦理评估的保证机制。     

公共危机事件中非理性恐慌的应对与政策决策理性化

非理性恐慌是与正常心理状态恐慌不同的，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现象和基本场景，是政策决策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理性因素运用不当的反应，无论对决策者应急决策能力，还是对应急政策决策体制机制，都是严峻挑战和考验。应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待非理性恐慌问题，弘扬人类理性精神，正确发挥理性因素的指导作用，并以此合理规制非理性因素运用，优化常态化的、有利于正确发挥非理性因素正向作用的理性化政策决策长效机制。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英文)

中国的决策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中枢系统，也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决策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创建新中国的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决策体制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决策权力日趋集中的体制，存在着决策结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制度化程度低、偏重经验决策、决策过程封闭和缺乏自我修正与调节机制等弊端。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在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制三个主要方面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决策体制改革，成功应对了中国由经济和社会迅速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决策体制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从决策非制度化向决策制度化转变。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导、多方参与、科学论证、过程开放、依法运行的决策模式在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初步形成。     

经济全球化与日本的企业决策--解析日本大企业的决策机制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世纪。曾一度称雄世界的日本跨国企业能否在这场大冲浪中重振雄风 ,令世人注目。在新经济的刺激下 ,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轮转 ,决定了企业决策必须做到敏锐、快速、高效。然而 ,这恰恰是近年来日本企业底气不足的病源所在。日本大企业传统的企业决策模式——金字塔式决策机制的滞后性 ,使得日本企业频频出击不利。如何改革滞后的内部晋升机制 ,建立科学、高效的企业最高决策机制 ,是决定日本企业中能否大量涌现颇具竞争实力的全球企业 ,重振日本经济的关键。     

农民需求导向型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的建构——黑龙江省农村公共物品农民需求状况调查

由于我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没有反映农民的真实需求,导致供给与需求错位.一方面造成不符合农民利益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过剩,公共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导致符合农民需求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如何从农民自身的需求状况出发,建立科学的表达农村居民需求偏好的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成为当前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构建农民需求导向型公共物品供给决策机制,应做到:建立反映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状况的民主表达机制;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立足农民对公共物品需求状况,明确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决策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农民合作组织,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     

论决策民主化的实现途径——以毛泽东的群众观为例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总结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决策程序和方法。这个方法涵盖了决策的所有阶段:即决策前的收集信息、调查研究;提出决策方案后进行对比和遴选;决策的实施;决策的检验。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指出这个方法应该是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就从方法论上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决策方法的科学内涵进行归纳总结,对于我们当前的决策活动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浅论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决策服务

我们所讲的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工作服务,首要的一点应当是为经济决策服务。思想政治工作如果离经济决策太远,它的地位和作用就难以显示出来。而任何一项经济决策过程如果不辅之必要的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不应有的偏差和失误,甚至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所以,我们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如何为经济工作服务,就不能不研究它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决策服务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为经济决策服务,首先是经济决策活动内在的客观要求。经济决策是社会经济实践行动的先导,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经济领导活动。它要面对广阔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市场,对未来进行选择,确定合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寻求实现既定目标的最有利的发展规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把它分成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们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两点:(1)存在是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客观地存在着的;(2)人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承认这两点意味着什么呢?其一,这意味着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第二,这意味着承认思维和存在是有差别的和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仅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而且坚持认识论的辩证法;不仅承认思维和存     

跨文化交际中的移情障碍及其克服

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交际双方使用的语言不同、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思维的方式和表达习惯也不尽相同,因而常常导致移情的失败,以至于不能达到有效交际。鉴于此,要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克服从自身文化的角度与解读他人言语与行为的倾向,深刻认识文化元素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观念上自觉地建立两种文化的协调机制;立足实践,在潜移默化中体验跨文化交际中的思维模式、语言交谈等方面的差异;通过鉴赏文学艺术,重点掌握与我国文化风俗的不同之处,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中自觉地进行文化移情。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民族思维模式现代化

思维模式是反映一定阶段上人们认识能力和特征的思维要素结构和方法论原则,是包括思维认知结构、价值结构、情感结构和审美结构在内的四维立体系统。作为各民族文化传统、心理体系和思维能力的理性积淀物,它属于民族文化体系的深层结构,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凝聚和维系起着重要的定势作用。要探讨民族素质现代化的问题,就不能不探讨民族思维模式现代化的问题,本文仅就科技发展与思维模式现代化的关系谈点认识。 一、科技发展促进人类思维模式变革 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古代人类的采集、狩猎活动,以及后来以种植业、畜牧业为核心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停留在与自然之间的实体交换水平上。社会低水平的生产实践和萌发中的科学文化,对人类认识的精度要求不高。从思维的内部机制来看,由于主客体分化水平非常有限,个体意识又完全被包含在不发达的群体意识之中,并为各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和因素所缠绕,所以,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世界的模糊图景。     

论思维内涵的拓广

思维作为标志人能动地反映和认识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哲学范畴不能凝固不变,而是应当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不断发展,其内涵也应随之不断深化和拓广。否则,就不可能对思维所包含的日益丰富的内容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说明,也难以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以往,人们把思维往往仅仅理解为“理性认识”、“抽象概念”。对思维作以类似这样的解释或说明几乎充斥于各种辞书和哲学教科书中(尽管有些辞书把形象思维也看作是一种思维形式,但都一带而过,而是把抽象的逻辑思维看作是思维的基本内涵)。这种对思维的回答表明,思维内涵的主导方面无非就是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那么,按着这种对思维的传统理解深究一步就会发现,思维之所以是理性的、抽象的,这是由思维本身所具有的如下两个特点决定的:第一,思维是借助于抽象化的客体映象——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来对客体进行反映;第二,思维的过程是严格遵循逻辑进程推进的。由此把思维作为理性的、逻辑的、抽象的理解已经是一种普遍的认识。从认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理解。     

论决策群及其成长过程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人类决策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当我们把一个个分立的决策联系起来考察时,便会发现决策群体是在逐渐成长的。由于决策之间相互影响,决策群体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着人类决策能力的提高。以这样的角度考察决策,可以对决策的本质、非程序化与程序化决策的分类、决策构成要素的变化以及决策的评价标准等问题获得新的认识。以往决策学以单个决策为研究对象。与此不同,本文将以决策群的概念为基础,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研究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群的成长过程。 一、外部联系:决…     

决策理论的发展及其与经济学主流的融合

决策理论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模型化方法开始用于分析有限理性、知识、信息传递、授权和声誉等问题,决策过程的微观机制由此得以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对实践的启示上,决策理论的模型化方法都是一种有前途的研究思路.     

转喻思维本源性的初步论证

转喻和隐喻都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模式。从人类语言起源假说、儿童语言习得特征和人类思维发展进程来看,转喻代表了人类思维初级的、也是更基本的认知方式。隐喻思维是随着人类认知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思维能力,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转喻思维所处的位置应该是隐喻思维产生的前阶段,因而更具本源性。转喻和隐喻代表了人类不同的认知方式和认知发展阶段,共存于人们的认知结构中,在人们的认识和表达世界中协同发挥作用。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人类的理性可以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形态。在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的分析中,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导致理解上的偏颇。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对公共政策决策责任进行科学界定,是公共管理面临的重要任务。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客观制度性责任和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主观伦理性责任,本应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由于工具理性的越位和价值理性的沦落而被割裂。客观制度性责任的主观化和主观伦理性责任的客观化,是其重新统一的根本途径。当客观的制度性责任通过服从、认同和内化的路径,成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观的伦理性责任通过道德立法和角色社会化的路径,客观化为一种负责机制的时候,二者就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为公共政策实践服务。     

系统分析与预防决策——对犯罪预防科学决策方法的一种探索

犯罪预防,无论是青少年犯罪预防,还是全面性犯罪预防,其实都是一个由无数个相对独立的预防周期所组成的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而其中每一个预防周期,在它的时间轴上,一般均能划分出预防决策、预防实施和预防总结三个阶段。就此三个阶段的地位和作用而言,我们很难分出孰重孰轻。一般说来,预防决策是重要的,这是某一时期犯罪预防活动的第一步。它的正确与否、可行与否,往往会直接影响该预防周期实施阶段的实际预防效果,有的甚至会在特定情况下,成为该周期犯罪预防成败的决定因素。据此,笔者就系统分析方法在犯罪预防决策中的具体运用     

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看国际压力对日本决策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着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在处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时期,美国和以英法为首的国际机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制约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实行?日本在推行既定对华政策时,又是如何评估和对待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对日本决策有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各个不同阶段的具体分析,力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