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留地"初探

清顺治年间,为封禁鄂尔多斯各部和蒙汉两族人民的交往,清廷沿晋、陕边墙以北划出一块东西长二千多里,南北宽五十里的长条形"禁留地"."禁留地"既不许汉人耕种,也不许蒙古人游牧.康熙朝中叶,随着社会的发展,"禁留地"被开垦种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后果.     

六朝"民田"的产权及交易方式

六朝"民田"系指官方承认的或者说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私人占有的耕地和废田,其所有权、收益权归属"田主"所有,可以世代继承.六朝有以所有权不变为前提,将民田委托他人经营的情况,时人认为所得收益应在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进行一定的分配.由民田抛荒而成的"废田",若经官方组织或明令允许,使用权和收益权可暂时或长期地归属开垦者所有,但所有权未作变更.六朝政府对"废田"实行这种产权政策,有利于鼓励开垦废田,较快恢复农业生产,为国家提供赋税.买卖是六朝民田私有产权让渡的主要形式,从"买地券"可以推知当时土地交易时买卖双方对产权认识的完整观念.官僚、贵族的土地购买活动对六朝土地产权的集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禁留地"的开垦及晋、陕、宁、绥间的边界纠纷

康熙朝中叶,随着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和内地人口的增加,"禁留地"逐渐被开垦种植,但由于沿边汉民涌入之众和管理上的混乱,年长日久,留下了日后晋、陕、宁、绥间长期的边界纠纷。     

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1919年,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内蒙古地区的蒙汉各族青年也踊跃地投入这场斗争,掀开了内蒙古革命新时期的序幕。北京蒙藏学校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学生直接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呼和浩特各中小学的学生得知五四运动的消息以后,立即响应,组织学生会,举行罢课,游行示威。1921年九月间,呼和浩特中小学蒙汉各族学生发动了抵制日货,反对日资,砸毁日资电灯公司的斗争;1923年5月,绥远学生联合会举行声势浩大的纪念“五四”和“五七”雪耻日的活动,集会演讲,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并一举     

由"进城"和"返乡"共同构成的城市化

本文提出,我国宏观上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在微观上则是人口"进城"和"返乡"两个过程综合的结果.因此,努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城乡结构的重新构造,也需要从流动人口行为模式中进行深度的考察.本文讨论了四方面问题:一是流动人口"进城"和"返乡"的综合过程对城乡发展的影响;二是城市部门如何引导流动人口的"进城",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三是城市部门如何适应流动人口的"返乡",通过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进入农村带动农村发展;四是为建设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通道和机制,努力探索和推进相关的综合改革.     

田清波与鄂尔多斯研究

我于1992年8月荣幸地接到鲁汶大学欧中研究所文化中心陆白鹤先生的邀请,能够参加在比利时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且更使我高兴的是,会议讨论的主题是鄂尔多斯方言、文化及民间文学,我作为鄂尔多斯蒙古人更感到无比的欣慰.我出生在鄂尔多斯蒙古族牧民家庭,一直生活在鄂尔多斯地区.我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家乡.我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从事过专门的研究工作.但自从十多年前我接触了比利时神甫、杰出的蒙古学学家昂·莫斯太厄(汉名田清波)关于鄂尔多斯蒙古族方言及民间文学的研究著     

粤西地区经济崛起的"后发优势机制"

粤西地区是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粤西地区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粤西地区利用其存在的"后发优势机制",借助珠三角地区的"双转移"战略,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升级进程;粤西地区作为广东省挺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借助中国与东盟的紧密合作,推动粤西地区经济的发展.     

鄂尔多斯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考察

一 古老的黄河,是哺育中华民族的母亲。位于黄河中上游的鄂尔多斯地区,正处于黄河三面环绕的一曲之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众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早在商周时期,生活在鄂尔多斯和山西、陕西北部的游牧部落有土方、吉方,鬼方和(犭严)狁等。神话传说与考古资料都说明,这些北方民族的祖先,在当时就与中原华夏族有过接触和联系。到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大小王朝与鄂尔多斯各游牧民族的联系更为密切。公元前636年,晋国的势力进入戎狄所居的“訚洛之间”,也就是鄂尔多斯东南无定河一带。诸侯列国间的兼并和扩张,却导致了华夏与戎狄的杂居融合。春秋至战国时,林胡及楼烦移至鄂尔多斯地区。匈奴在战国时代出现的时候,它的主要活动区域就是河套及阴山一带,其政治中心头曼城位于鄂尔多斯北部今五原县境内。直到汉未的漫长时间里,鄂尔多斯地区是古代匈奴族最早活动和栖息的摇篮地之一。     

"保护水源地"观念与民国东祁连山区的社会治理——兼论边疆社会治理中的"非典型"观念

东祁连山脉曾长期是中国西北边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多森林、草原,自清代中叶以来引发了一系列砍伐与开垦活动.民国时期,一种将山区森林草原视为下游绿洲水源地并要求加以保护的观念,开始在该区域社会治理的有关文献中广泛出现.民国时期甘肃省民乐县东祁连山区社会治理的实践表明,这种"保护水源地"观念在社会治理中的真正目的并非是...     

延边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困境与突破

延边地区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门户,是"一带一路"北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深化对外开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进步,但也要注意其存在的不足.对延边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性、优势、困境、发展思路以及发展路径的研究,可以促进延边地区健康、科学、有序、高效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东北经济振兴.     

包头地区所见明清蒙古族葬俗

黄教传入蒙古草原后,包头地区明清时期蒙古族葬俗呈现多样化,在本民族原始的方式中掺入了佛教的因素和汉人的习俗。     

孔汉思的儒、基两教人性论差异对比研究分析

孔子与耶稣的对比研究是孔汉思先生儒教与基督教对比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比分析中孔汉思表明了对于孔子和耶稣的态度也即是对于两教在人性论上的态度。这种对比建基于孔氏的世界伦理构想,在这种目的的指引下,孔汉思重点关注两教人性论的相异之处即“人性论的乐观主义”和“人性论的悲观主义”,以求在了解的基础上达成对话的可能。     

山西榆社崇胜寺《施地状刻石》的系年问题

《全辽金文》所收刘方《施地碑记》的标题应为《施地状刻石》,该《刻石》的主体部分“施地状”的撰写年代为1233年,将该“施地状”刻于石的年代为1258年。该“施地状”是在金元之际山西遭受蒙古军的残酷掳掠的背景下签署的,其刻于石的历史背景为金元之际山西全真教势力的壮大昌盛对佛教教团产生的潜在威胁。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走西口”与颇具特色的包头方言

包头方言的形成,与"走西口"移民活动密切相关,它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山西方言的基础上,在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后,融会贯通而形成的具有"西口"特色的新方言。     

关于构建和谐山西背景下的“三农”问题思考

“三农”问题是制约和谐山西构建的瓶颈。针对“三农”存在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应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和谐山西。     

确立人才资源开发“不拘一格”的大人才观

树立“大人才观”是山西在人才资源开发工作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用好人才、聚集人才的前提,也是搞好山西人才资源开发工作的大原则。为此,必须做到:1.开阔视野,敢于破除旧的思维定势和习惯,树立面向未来的“大人才观”,不拘一格选用人才;2.面向市场,确立“有作为就有地位,有贡献就有价值”的人才选拔机制,推动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嗢陀南”试解

《傅山全书》中“■■”二字最早见于隋唐以后《广韵》《集韵》诸书,其义皆称为大麦,或大麦新熟所作饼■。作为准确的名称来说,应为■■,傅山逆称为■■者,或许别有原因。“嗢陀南”一词是佛经中的一句术语。丁仲祜氏《佛学大辞典》载:“嗢柁南”之称“嗢柁那”,译曰“集施”,为传法心印的意思。     

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考察

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汉人的猜忌、防范心理及维护满洲贵族统治的狭隘目的,对汉人与任何外来势力的交往保持高度戒备,康乾之际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为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清廷基于这种心理制定的民人出洋及回籍政策,必定是周密、严谨而又严厉的。     

张载“取洮西之地”辨析

本文从文献记载与洮西之地、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对陕西沿边与西夏地界的认识等三方面,阐述了历史上不同洮地、洮水所处地域,并对哲学史界“洮西地即西夏占领地”的传统说法予以辨析,从而证明张载对陕西沿边形势与沿边地理有清晰的认识,后人对“取洮西之地”有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