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考异》考辨释例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学风极为严谨的历史巨著,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通鉴考异》考辨精当,最能体现作者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本文就《考异》一书的体例及其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司马光及其助手在广泛收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比勘异同,证实求真,取是舍非,保证了《通鉴》一书的质量,成为我国最优秀的编年体通史     

《永乐大典》所存《通鉴源委》的注释体例

《永乐大典》所存《通鉴源委》的注释体例是摘取《资治通鉴》中的字句进行作注,单集成本.赵完壁《通鉴源委》八十卷,注释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音义、人物、地理、典章制度、史实真伪.特点非常鲜明:旁征博引、精于校勘.和《资治通鉴释文》相比,《通鉴源委》更加详细,和《资治通鉴音注》相比,它又显精简,所以对一般读者来说,《通鉴源委》的注释是最合适的阅读参考.     

关于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问题

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指出《纲目》从未以《通鉴节》作为书名;朱熹确定凡例以后,即将纲与目交门人分头编撰,自己担任主编,负责统稿,并承担部分撰写工作;至迟在乾道五年,《纲目》．已进入编撰,初稿成于淳熙二年;修订工作主要集中在淳熙四、五两年、此后仅作过少量的零星修改;朱熹去世前,曾托门人赵师渊再度修订《纲目》,但没有完成;现存凡例和朱熹八书不宜轻易否定;《纲目》系出于众手的未定之稿,对其评价应恰如其分。     

试探建国以来的《资治通鉴》研究

《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主编的一部我国空前的编年史巨著,全书三百余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举要历》八十卷(此书已佚),号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①.封建史学家对这部大书推尊很高,宋末元初的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     

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它问世后的八、九百年中的影响足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比。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衍生的分枝之繁,则似乎还超过《史记》、《汉书》。宋、元、明、清四代,有借《通鉴》阐发义理的《通鉴纲目》,由《纲目》又衍生了《纲目发明》、《纲目书法》、《纲目补遗》等,它们可称为“义理”一脉;有沿《通鉴》续作史书的《通鉴外纪》、《续通鉴长编》,由此还衍生了《外纪补遗》、《前编考证》等等,它们可称为“续作”一脉;有改《通鉴》另创新制的《纪事本末》、《通鉴节要》、《通鉴总类》等,由此     

《续资治通鉴》刊刻本辩正

乾隆年间,湖广总督毕沅约集幕僚撰修,并由著名史家邵晋涵、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诸人参与校订考异的《续资治通鉴》,是元明清以来诸家续《通鉴》书中最好的一种。梁启超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可废,评价是很高的。但关于该书刊刻本的情形,因中间遭到一些变故,记载又多异辞,至今仍笼罩着一团迷雾。本文拟作一些辩正,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老生”常谈，新意何来？——论《老生》的多声部叙事

贾平凹在《老生》中采取了多声部叙事策略，作者是最高层次的叙事者，其次是饱学之士的老师，最底层的叙事者是唱师。与多声部叙事相对应，《老生》的文本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个层次由《山海经》部分原文组成，属于原典部分，它构成全书的意象系统，奠定了小说的格调；第二个层次由师生对话构成，这既是对《山海经》原典的阐释，又直接促成下一层次的故事讲述，它是沟通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桥梁；第三个层次是唱师的回忆，由革命、土改、文革和改革四个时期的故事构成，呈现了“无言的历史”，这是《老生》的主体部分。多声部叙事令文本系统奇崛而突兀，也使得文本的意义系统含混而丰富。     

洪兴祖对楚辞研究的贡献

校雠考异、匡谬抉微、博引存佚、品评公允等四个方面，是洪兴祖《楚辞补注》的主要特色，亦是洪兴祖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     

关于《楚辞释文》的作者问题

一、序言 《楚辞》作品的校勘资料,以宋人洪兴祖的《楚辞考异》最为重要。这部《考异》,现在散见于洪氏的《楚辞补注》中,原先却是与《补注》分开单行的。《考异》中引用《释义》的地方很多。《直斋书录解题》称:“(洪兴祖)作《考异》附古本《释义》后”,可见最早的《楚辞考异》载有《释文》的足本,以之为主体,将《考异》附於其后。当时,《释文》的作用肯定比后世要重要得多。 关于《释义》,洪氏的解说已不传,而《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均有著录,并各自都有解题,因为这     

《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评介

近期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施丁同志的《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以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吸引读者,标志通鉴学在发展过程中迈出了一个新步伐。第一,从选题看,它抓住了《通鉴》的主要个性,也即战争史笔这一突出特征。大家知道,司马光写《通鉴》,其主观愿望,是“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通鉴》主要是一部政治通史。突出政治史,使《通鉴》获得巨大成功。但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