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浅谈孟子的诗论

春秋——战国之世,和社会的大变革相适应,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先秦诸子的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学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对后世人们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这里,我所要评述的是孟子的诗论.《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孟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释义——从占星学的角度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占星学背景下的一个命题,其中的"天"指占星学理论中的天象及其运行规律,并非等同于"自然"。因此,不能把"天人之际"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合一即"天人合一"。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实质上是力图把占星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追求思想与经验统一,在其中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与下句"通古今之变"恰巧形成对应。澄清这句名言的原本意义,不仅还原出司马迁的历史形象,而且还从秦汉学术、思想的展开中,发掘出占星学在当时更为根本而广泛的影响,展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长期被遮蔽的一个重要方面。     

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

越南自10世纪建立大越国后,便开始接受中国儒家学说,建立文庙。至陈朝时,更开科取士,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以中国官方所推崇的程朱学说为依归。其中《春秋》的夷夏之防和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思想,对越南史家有深远的影响。越南史籍的正统论,其作用在分辨"正闰",又采用汉族政权惯用的"中国"以自称,以否定明朝的天朝和正统地位,将"居天下之中"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可见中国古代的华夏与四夷观念,对周边民族有深远影响。中国周边的国家互相仿效,"中"与"外"、"华"与"夷"的概念在国与国之间变得模糊和混淆,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而转换。越南虽然在文化上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但在政治上却对中国政权有所谴责,对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有不同的立场。同时,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和文化优越感,虽然称其周边的民族为蛮夷,却又不能接受别人称自己为夷,以致在与中国交往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关系。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创立的“春秋公羊学”,是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历史、政治学说。本文从对《公羊传》的分析入手,具体阐述了春秋公羊学的特点和内容,认为它明显表现出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本而兼收儒、法、黄老各家思想的综合倾向。     

弗洛伊德主义和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

作为系统的现代心理学理论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２０世纪西方各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阐释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思想与精神内核，并以此为基础，论析了弗洛伊德主义带给劳伦斯小说《儿子与情人》的多层艺术启示，探讨了弗洛伊德和劳伦斯在根本观念上的共通之处，以及弗洛伊德主义在《儿子与情人》中的具体表现、融合、变异与发展     

翁方纲《四库提要》稿本的文论意义

中国文学思想其实不限于学士文人之间的切磋讨论,统治意志对待文学的态度,其实亦起重大的支配作用。正视历史的真实相,则《四库提要》所体现的官方文论立场,则显然易见,而学界在整理总结《四库提要》的文论思想方面,亦已成绩斐然。唯于其中的观念的形成过程,则必待今存翁方纲所撰《四库提要稿》方能清楚理解。本文发现翁方纲拈出“神理”为判断文学根本性质,意义远出学界所“肌理”观念之上。然因其原出明茅坤《史记钞》,在抹杀前朝的官方意识的前提影响下,《四库提要》定稿者拒绝翁方纲的意见,更加有激于此而进一步强化官方意识,抑制文人学士的观念发展。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春秋》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春秋序》是对以往《春秋》与《左传》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整理,其“经”、“传”合一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阐释《春秋》的著作。杜预在集解集中阐发了他的哲学、政治思想。     

春秋时代以德治国观念之生存论基础

以德攻伐、以德主盟、以德守国,是春秋时代普遍接受的观念,即以德治国的政治伦理观念,其中“德”都是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被言说的。以德治国的观念及政治模式的盛行既与贵族的族群意识有密切关联,与贵族族群的生存与延续有密切关联,也与分封制下政治权力的分散有密切关联,与统治者与其属民的直接利害关系有密切关联。概而言之,是与贵族们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     

论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

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时有小国受大国指使,服从于大国之目的而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这种战争乃是代理战争。《左传》一共记载了12次代理战争,据之可以归纳出代理战争的八个特征。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代理战争的实质相同,都是大国争夺体系霸权的一种具体手段。     

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左传》巫术宗教文化现象的历史性探析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探析了《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巫术宗教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又与时代的主流文化及意识观念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及内涵。同时本文也分析了《左传》记录这一现象的原因。     

春秋行人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成因

春秋行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春秋行人辞令的特色与春秋时代对礼的推崇有重要关系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不学诗 无以言——《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

“不学诗 ,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经》实用价值的概括 ,也是对春秋时期四百年赋诗言志的总结。《诗经》在春秋外交中的作用主要有 :一、诗言志能够有效地参与、推动外交活动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二、以《诗经》为外交语言充分表现个人乃至国家的文化修养 ,并且可以含蓄地展示国家的实力 ,包括国内君臣、君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 ,赋诗言志不仅属于那个时代 ,而且在整个文化史上有重大的影响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吴王阖闾都城考——关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讨论

在苏州西部山区发现的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群和许多高规格春秋墓葬,印证了宋代方志所记“吴故都在馆娃宫侧”的传说,从而使春秋晚期吴国都城显露出本来的面目：西为吴国故都,东为新都吴大城,中部郭城之内则有姑苏台,东西绵延约20公里,显示出一方霸主的强盛国力。     

浅谈春秋时期的人质问题

人质是春秋礼制被破坏出现信危机的产物。送交人质在春秋时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方式多样且目的不一。送交人质的背后,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礼乐制度、民族思想来适应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频繁送交人质以及送交方式的多元化,预示着掠夺和战争也将日益频繁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