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

一、王国维的汉学师承王国维在哲学上是一个侏儒,这在我的《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中已加以分析、论述,但他在史学上却不失为一个巨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绩是不能磨灭的。王国维在他三十岁以前是从事于哲学的研究的,但当他发觉哲学上的学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使他产生极大的苦闷,研究兴趣就开始由哲学移到文学,从事宋、元、明三代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并从事诗词的创作活动。他想从文学上求得直接的慰藉,解除他的苦闷。他还发觉他的性格:“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暨"境界"释义--论王国维对于西学的疑信与取舍

王国维对于“解脱”说的疑问,其实也肇始了他对于“哲学”的疑问,他婉转于“可爱”与“可信”之间,意味着他在学理认知、学术取径上的重大抉择与转向,“可爱”与“可信”之说,有着属于比较思想史的潜在含义,暗示乃至交代出王国维在取资于西学的历程中,对于自身文化身分与话语立场的痛苦自觉。走向《人间词话》的表达方式,正是王国维出离逻辑的概念的“哲学”式表达的重要步骤,其中“境界”区别于“意境”,是一个非诗学所能限定的概念,联系着王国维广大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抱负,这也是“境界”无法在纯粹诗学范畴内获得准确诠释的原因所在。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 ,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 ,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 ,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 ,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 ,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 ,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 ,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 ,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 ,走向文学寻觅     

寻觅"人生问题"的解答--析王国维的哲学追求

王国维是位饱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儒化,而又受西方文化洗礼的一代国学大师,身处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时期,从文化价值层面着手,由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信奉到以实证科学的精神对其责难,孜孜以求既"可爱"又"可信"的"真理",希望困扰他的"人生之问题"得到解答.然而事与愿违,哲学使他陷入两难的困境中,不得不放弃哲学研究,走向文学寻觅.     

《读书》中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

一、引言王国维先生讲: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②政治学作为一个划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学科,也是如此。由于政治科学研究讲科学实证,要求有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以,中国读者大都觉得政治科学不可爱。而政治哲学激扬文字,纵横捭阖,又让人觉得不可信     

论王国维“境界”的两个特点

王国维(1877—1927),清末民初的著名美学家。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是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在《宋元戏曲考》中也有论述。王国维曾致力于康德哲学研究,因读不懂康德的书,转而研究叔本华哲学,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服膺于权本华哲学,并回过头来,以叔本华主义的目光重读康德。1907年,在王国维思想中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变化:他发现康德、叔本华哲学有“不可恃处”。他说:“余知其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因此认为“当今之哲学,大     

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

《静安文集》是王国维的第一部文集,内容以哲学、教育学等研究为主,编订于1905年。王国维去世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没有将其收录,遂致议论蜂起。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提出王国维寄寓日本期间曾有摧烧《静安文集》之说是可信的。罗振玉从求"醇"的角度不予收录,也当是出于对王国维的一种尊重。《静安文集》乃是王国维探索西方哲学的产物,希望由此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但反响寂寥。在《静安文集》编订之时,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即多有质疑之意,后经数年持续研究,终于弃哲学而专攻文学,稍后更转治国学。《静安文集》的被摧烧是王国维向国学挺进的一个重要信号、一种精神象征。     

王国维的古雅理论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是王国维早年“见识、文采诚有过人”之处的美学专 论,它发表于《红楼梦评》问世与《人间词话》创作之间的1907年。其时,王国维已由《红楼梦评 论》第四章对叙本华美学的怀疑和辩护,经《叔本华与尼采》对它的批评和扬弃,过渡到第三、第 四次重读康德哲学之中回归对康德美学的膺服和推崇。王国维由叔本华走向康德,以叔本华美 学理解康德美学的事实,决定他所膺服和推崇的康德美学带有叔本华美学的浓郁色彩。当王国 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沿着《红楼梦评论》的思路,将他所体悟、移植的西方美学(即 康德美学以及叙本华美学)用诸中国艺术(不再是具体作品而是艺术体系)及其内在精神之时,     

从实践本体论哲学到个体生存论美学：王国维“感悟诗学”的构建

王国维对旷世命题——“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求索,借助的是一种存在论哲学(美学)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立足于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直观说,并吸纳了感悟体验等本土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再造,重构了一种具有潜哲学和超美学形态的“感悟诗学”,以参悟生命的诗性哲思解答了存在的意义。王氏对“可信”“可爱”的探求,是从实践本体论哲学走向个体生存论美学的必然结果。     

西方实证方法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影响

康德哲学的二重性,对早年王国维转向实证研究提供了内在的契机。当王国维运用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来审视和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时,有利有弊,但将其引入史学研究时,则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治学途径。     

论王国维对悲剧人生的解脱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却又异常重要的存在,他异于时人的社会改造,却由个体生命体验走向纯粹学术、纯粹哲学,远离时代硝烟而自成博大精深。王国维独特的学术成就与他的悲剧人生及他对悲剧人生的异常敏感的体验分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是后者的延伸：纯粹学术的追求是王国维企图解脱悲剧人生的结果。叔本华和老庄等人的哲学成为观照其悲剧人生的思想工具。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

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他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分析,并试图根据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从而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论王国维《人间词》的多维文化背景

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人间词话》美学理论核心“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在“境界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叔本华、尼采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王国维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准确把握源自多方面的学术文化背景对王国维的影响,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代国学大师思想的开放性、兼容性,而且可以更科学地评价他在中国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上的地位。     

忧生忧世——王国维“境界”说核心思想之一

"忧生忧世"思想是王国维用来衡定境界高低深浅的主要标准,与衡定境界是否成立的"真"的思想,同为王国维"境界"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忧生忧世"直接承袭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文艺的精髓,也切合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观及其人生体验。"忧生"重于"忧世",比较多地受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响,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文艺理论的某种偏离和深化。在这点上,也显示了"境界"说是中西文艺思想合璧的结晶。     

"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三种境界"说新论

该文考察了王国维从<文学小言>到<人间词话>再到<人间词话选>中关于"三种境界"说的历史演变,辨明他对言说对象不断调整和拓展的过程.在对王国维所引3首词原词词心词境考索的基础上,揭示它从渐修以至顿悟的逻辑关系和立足于诗人人格锻造的人文精神实质.由"三种境界"的理论内涵,可以贯通王国维构建的境界体系."三种境界"说的形成不仅与西方叔本华、尼采、康德哲学思想有关,而且它以文学话语来建立人文理论的方式,也与王国维特殊的个人"性质"密切相关.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