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文学艺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学术争鸣正在继续,本文试以经典一般所应具有的经典品性为参照系,着重论述"红色经典"的超越时空性、内涵普适性以及民族文化史诗性特征,进而说明"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也以此与陈思和教授等对"红色经典"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相商榷.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策略化与20世纪中国文——以"文革"文学为出发点和中心

策略化,亦即将文学作为从意识形态和情感一心理角度巩固新生政权的基本手段,是"文革"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文学策略化的本质在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具理性化.包括红色文学传统和所谓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都具有这个特征.因为忽视了对批评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反思,从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出发的多种对"文革"文学的批判都没有切中这一要害.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有着戏剧行为属性的自我表述行为,具有自身的基本规范和有效性要求.文学的策略化改变了这种规范和有效性要求,促使审美表达蜕变成为有目的的宣传.     

"文学自觉说"辨正

"文学的自觉"既是对学术变迁的时代特征的一种概括,又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特征的一种评价标准.目前,关于"文学的自觉"讨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学的自觉"的形而上思考不够,理论层次较低,多是在复述中古文学发展史."文学的自觉"对中古文学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宏观的命题,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的辨析."文学的自觉"是在主体觉醒、文学独立基础上的"创作自觉"与"批评自觉"."文学的自觉"不等于"人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人的觉醒"发生于东周时期,"文学的独立"出现于西汉时期.而"文学的自觉"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觉发生于汉魏时期.     

"美女作家"、"妓女作家"引发的话题

"女性文学"的滥觞是"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的出现.是籍此继续发展"女性文学",还是在人的意识苏醒下,共建人类文学家园,成为我们当下正在讨论的问题.     

从"写平民"到"平民写"——试论20世纪末"平民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关于"平民文学",有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写平民"的平民文学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平民写"的平民文学两种不同看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时代的合力使鲁迅所说的余裕环境下的"真正解放的平民所写的"平民文学成为可能.新的平民文学有别于对平民表示同情或进行批判的传统平民文学,而把生命意识、自由欢乐、平等相对、世界性及群体性、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务实等"平民精神"带进了文学.本文初步概括了平民精神在平民文学中的五个层面的不同呈现形态,体现了平民精神在城乡过渡这一宏观社会现实下的承续和变异.     

"历史的现场"有余、"文学的现场"不足——对"红色经典"研究现状的一种考察

目前“红色经典”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仍在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过度专注于在“历史现场”中研究“红色经典”，而对回到“文学现场”来研究“红色经典”重视不够。客观理性的研究应该将“红色经典”置身于由“历史现场”和“文学现场”所共同营造的语境网络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既不抹杀一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规范和挤压，又将目光投向“红色经典”文本内部，以揭示其本质属性即文学性之所在。     

"走向革命"与"作家何为"--重读"文学研究会"二题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是研究现代文艺思想变迁的一个"标本",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在启蒙主义的"五四,,文学中已孕育出属于"革命文学"的胚芽.文学研究会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体现了这个文学观正逐步"走向革命"的文学团体对作家人格精神的更直接的要求,对成就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事业至关重要,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多元发展和迷乱,也不无启示意义.     

"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

"乡下人进城"在当下备受关注成为显学,但是,无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文学表述,"乡下人进城"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与百余年文学历史相消长.不仅如此,实际上.当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地域实体一经产生,它所勾连出的命题就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延展,而常常是多维度的发散、往返、双向互动等等--至少,与"乡下人进城"(以下简称"进城")并存共生的,还有"城里人下乡"(以下简称"下乡")这一不容搁置的历史、文学存在.当然.本文无意于勾勒"乡下人进城"及"城里人下乡"百余年的文学脉络,只想撷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作一解读.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概念的歧义与五四"平民文学"的争论

五四时期有关"平民文学"的争论,其实质源于"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表面上使用的都是"平民文学"概念,其实际所指各不相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是指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平民精神的文学,胡适的"平民文学"是指古已有之的来自民间的文学,而鲁迅的"平民文学"则是指革命胜利、工农解放后真正体现工农思想的文学."平民文学"概念的歧义孕育了五四"平民文学"的争论.然而这是一种错位的争论,它没能使五四"平民文学"主张的探讨深入下去;不过又正是这种错位的争论,带来了五四"平民文学"复杂丰富的内涵,从而成就了五四"平民文学"争论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冷战"、民族主义与"十七年文学"思潮

一 "十七年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冷战"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变得相当重要.从这一意义上讲"十七年文学"的全球化,就是社会主义化.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范本——论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的文本价值与后世影响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慈的辞世之作,同时也是"红色文学经典"的开山之作.作者以其绝对超前的透视眼光和坚定不移的政治理念,真实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波澜壮阅的历史场面.这部作品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意义;而是继"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启蒙之后,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政治启蒙的全新思维模式.无论是"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只要我们对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叙事法则等诸多因素展开对比研究,都能从中发现它们模仿<咆哮了的土地>的明显痕迹.重新阅读这部中国革命文学的最早范本,正确分析"红色文学经典"的历史起源,既是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巧言"、"巧辞"和先秦文学思想

"巧"在先秦文学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是理论阐发还是文学实践活动中都有所体现.概括而言,先秦人在讨论"巧言"、"巧辞"时,反映出重视文学写作的形式美、个性化、真挚诚恳及实用性的思想特点.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键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在它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变更.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两者间有着相互抵牾的不相容性.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自己已从被改造对象转而成为改革的主体,看到了自由言说、施展才华的机遇,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文学创造论一时间成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的豪言壮语,成为文艺学界压倒性的主导性话语.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打破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本身已不由自主地沦为商品,成为他律的产物,知识分子也日益被边缘化.文学生产论取代文学创造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