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上海鲁迅:形象建构与透视

<正>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革命再生波澜的危机时刻,如何通过改造国民性的方式实现民族救亡,进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目标,是鲁迅同时代知识分子们念兹在兹的重大问题。上海时期鲁迅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走过了从"启蒙鲁迅"到"左翼鲁迅"的心路历程。革命过程中的矛盾关系以及俄苏文论的大量译介等多重因素,有效催生了鲁迅的思想跨越和身份转型。如何在左翼与右翼、激进和保守、传统和现代之间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论西方左翼思想的三次高潮

"左翼"和"右翼"或"左派"和"右派"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概念,但作为思想倾向,古已有之。现代西方左翼思想经历了三次高潮。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潮是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对立面是保皇派和古典保守主义。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构成第二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对立面是古典自由主义。1960年代以来,新左派和新社会运动构成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对立面是新右派。以经济议题为焦点的第二次左翼思潮影响深远。但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却偏离经济议题和阶级对抗,其多元化趋势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中派崛起,两极均衡,中左派和中右派妥协调和的政治格局。从而,使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倾向宽容、开放和多样化。     

论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革命农民”形象——以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为核心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其运用左翼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和剖析20世纪30年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其中的多多头、老通宝等农民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作为20世纪30年代"革命农民"形象的代表,多多头这一形象所体现的不安于现状的叛逆性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性,成为革命农民进步、觉醒的标志。在"阿Q时代"之后,多多头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方式"在新的意义上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社会和革命农民的"生活的实质"。茅盾没有拔高多多头们的觉悟水平,也没有赋予他们鲜明的政党思想影响,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多多头的革命原因做了简约模糊的处理。作者在多多头身上看到了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与那些把农民"浪漫蒂克化"的左翼小说相比较,多多头这一形象更能代表左翼文学中农民革命者的历史原形,"农村三部曲"也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存在价值。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

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时期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调整时期,同时也是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时期,并且也是知识分子分化和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者与传播者,在转型中的苏维埃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他们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客体.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史话

半个世纪前,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和左翼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光辉的功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最早成立的两个并肩作战的革命文化团体。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剧联、美联等几个革命文化团体,组成了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八大盟”(有的是小组)。党内则由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统一领导。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左翼精神”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学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复活,出现了一股十分强劲的"新左翼文学"思潮。"新左翼文学"的最为突出的方面,便是以对社会现实的见证与批判为核心的"新左翼精神"。但在同时,历史哲学的匮乏与阙如也成了"新左翼文学"的内在问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后革命时代",是否需要和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哲学是我们整个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所面临的巨大课题。     

左翼文学创作中的马雅可夫斯基“情结”

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外源性成因是前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准确地说,左翼文学在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创作理念、主题话语诉求和审美精神气质上更多地受益于马雅可夫斯基及其创作。在作家的创作价值立场或身份认同、角色认定上,左翼作家群体与马雅可夫斯基具有明显的精神契合性;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主题话语是"革命",左翼文学所倡导的"革命文学"亦可视为马雅可夫斯基式"革命"文学的创造性重构;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大众化取向是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现代性信念"的审美转述,从文学大众化中寻求"现代性"精神也是左翼文学的基本创作诉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除了雄壮豪迈的主旋律之外,还存在着柔弱感伤的音调",左翼文学在为暴风骤雨的时代倾情歌唱的同时,也留下了知识分子自我"柔弱感伤的音调"的心灵记录。     

西方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理路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西方政党在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诸多困惑、危机与挑战的同时,率先开启了意识形态话语政治的现代性调整,根据差异、多元社会的发展要求突破了左翼与右翼政治观,打破了过去政治主体习惯于在"左"与"右"两维坐标中进行线性思维和单一决策的理念,积极调整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叙事,谋求务实地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政党也很好地借鉴了西方政党的经验与教训,自觉适时地放弃宏大革命话语叙事,用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操作等方面的一种崭新的诠释.     

"主义文学"与苦难书写——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一种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有大量作品描述过苦难.作为贯穿性创作现象,苦难书写映现着中华民族经历的风霜雨雪,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最见思想的所在.而苦难意识则与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它既由文学思潮导引,也成为相关思潮的一种思想标志.其中启蒙主义、左翼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为代表.三种"主义文学"苦难意识的差异,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文学和本土社会的多重关系.     

从艺术的“追寻者”到革命的“宣扬者”——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的老舍戏剧创作

在抗战时期,左翼文学思潮深耕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与社会情状、革命政治和大众视野休戚相关,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作家的艺术创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老舍,以"抗战派"的身份不断介入社会政治文化中心,自觉吸纳、择取左翼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和理论精神。在左翼文学思潮的熏染下,他完成了"文学社会功利价值论"压倒"文学艺术本质价值论"的思想转向,以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实践实现了宣传效果,形成社会性与人民性并举、宣传性与教化性相融的创作特色,形塑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为左翼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沈从文、老舍和左翼文学关系疏离原因探析

老舍和沈从文与左翼文学流派的关系较为疏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少数民族身份所致.民国之后革命派对满族的排斥,导致老舍对政治和革命的恐惧,以至于站在冷眼旁观的位置.满清王朝对湘西苗族的血腥镇压和沈从文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汉族对苗族无辜百姓的杀戮,使具有苗族血统,具有多年从军经历,看透了所谓"政治"和"革命"本来面目的沈从文对政治和革命极为反感.他们都是在"五四"启蒙精神的感召下登上文坛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使他们仍然传承了传统文化再造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题精神,追求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文学依附于政治.     

中国文化转型与邓小平理论的新突破

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近代文化转型阶段、现代文化转型阶段和20年"闭关锁国"阶段.但文化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在于文化转型没有解决好文化决定论、中西体用论和"中国化"三个理论困境.邓小平理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突破了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现实实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历程与观念——由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引发的思考

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就是意识形态及其转型问题。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涉及这样几个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形成哪些社会思潮及其思想论争;意识形态转型有着怎样的理论选择、现实基础,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历程与观念变革。中国私营企业主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再从有到优的历史命运,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私营企业主从批判到允许再到鼓励、从消灭到培育再到引导的理论转变,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是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重要维度,它标示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革命型"到"建设型"再到"和谐型"的两次历史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