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特点

由于清朝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建立的,而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而当时的满族人数很少,在客观上限制了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清朝统治者必须有意识、有日的地协调好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其统治的社会基础.蒙古族、汉族、藏族在清朝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突出而又广泛的作用,因此,满族与蒙古族、汉族、藏族等民族的关系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主干层次.而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包括蒙古族和藏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等则成为清朝民族关系格局的非主干层次,这是由不同民族关系在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决定的.     

清代民族立法略论——《清代民族立法文献桑编·总叙》

清朝在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中，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比较稳妥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同时，因时因地制宜地抓紧民族立法，颁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法律、法规。这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向心力的加强和社会稳定、抵御外来侵略以及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统一、奠定近代中国版图等，都是巨大的历史推进力。对后来（乃至现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继承，并作为新时期研究、解决民族问题的借鉴。     

民族镇法律地位刍议

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应明确赋予民族镇以民族乡同样的法律地位,使民族镇合法继承民族乡的各项优惠待遇。如此,民族乡才能顺利建制为民族镇,加速我国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保障近千万杂散居少数民族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试论怒江民族文化的特色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滇、藏、缅交汇处,集边疆、民族、高山峡谷为一体,是中国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区域。这里不仅以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自然风光闻名于世,有“东方大峡谷”的美称,是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带(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国家公园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以绚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吸引了世人的注意,表现出它与滇西北迪庆藏文化、丽江纳西文化、大理白族文化不同的特色。怒江文化的特色表现在:它以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文化为典型代表;它比较多地保存了当地世居少数民族生活的原始风貌;它还体现了多种宗教成份交汇与共存的显著特点。     

加强民族法律清理促进民族立法和谐统一

法律清理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保证法律体系自身科学、统一、和谐,如期实现立法目标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法律清理工作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民族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为完善民族立法,应加强民族法律清理工作,建立科学的民族法律清理制度,及时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不同法律授权的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应条款彼此协调,保证民族自治立法形式上的统一。     

极具特色的陕甘宁边区民族政策

抗战时期（1937-1945）陕甘宁边区的民族政策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针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政策。边区民族政策尽管只具纲领性,没有形成专门、系统的文本,但其模范的实践性和强有力的工作机构提供的保障性仍使边区民族政策取得辉煌成就,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贡献熊述碧民族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兴衰安危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并取得了伟大成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民族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清代三姓地方各民族的形成分布及融合

在清初,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的地域辽阔,居住着赫哲、库雅拉、费雅喀、鄂伦春、库页、奇勒尔、恰克拉等土著民族。这些民族居住地区分散,姓氏复杂,多从事渔猎生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保证这些民族向清廷交纳贡赋,并掌管赏乌绫事务,也是三姓副都统衙门的重要职责。本文主要依据史料对三姓地区土著民族的分布、形成、演变和融合进行研究。     

清代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

为保护旗人的特殊利益,清朝统治者在法律上赋予旗人以特权地位。这种特权地位既表现为旗人犯罪其审判机构的专有性,也表现为其法律内容规定中的减轻处罚或特别规定。但随着八旗子弟的堕落,清朝统治者对律例的许多条款作了修改,使旗人的法律特权地位有所削弱,但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对旗人尤其是宗室觉罗犯罪的优容从未停止过。     

利用民族法律资源促进西部地区开发

民族法律资源可以促进和保障西部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障国家对西部及民族地区投入的兑现,保障国内外资金和技术进入方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要克服我国现有民族法制体系不够完善、民族地区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和群众法律意识淡薄的不利因素,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充实我国民族法律资源,贯彻自治法、用活自治权,严格执法、强化监督,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提高民族法律意识。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运用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而形成的具有丰富内容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在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 ,并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推进、中华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局面的拓展而得以发展     

清代新疆官办民族教育的政府反思

清前期新疆的学校教育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新疆建省、新政兴起等政治事件,带来了教育制度的剧变;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学校纷纷建立,少数民族的教育,也为政府所重视.但是教育投入之巨与收效之徽,使执政者反思有教无类、潜移默化的困难,以及普及教育所遭遇的民族、宗教、语文的隔阂;一些积极的对策在《新疆图志·学校志》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清代遗留的这一教育症结和积极回应,至今仍然是有效治理新疆值得借鉴的重要内容.     

清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民族问题

有清一代,统治者往往通过官方修史活动来辅助处理民族事务.为了教育日益腐化的满族官员和八旗子弟,提升满族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中的地位,清廷设馆修纂了大量有关满族历史的书籍,宣扬满族的伟大与神圣,以开基定鼎之艰难教育八旗子孙保持进取之心.同时,清廷通过设馆修纂各种"方略",重订辽、金、元三史,修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史学活动,反思历史,记载现实,宣扬"一视同仁"、"中外一家"的大一统民族观.这些修史活动不仅彰显了清廷的政治立场,而且在思想深处加强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     

民族传统与中国社会工作的特色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社会工作的支持。而中国民族传统不仅对中国的社会工作进行有机化处理,而且丰富了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并为中国社会工作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推动力。由于民族传统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工作具有重人伦、重亲情,政府参与程度高,重视社会动员工作等特点。正是鉴于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对民族传统对社会工作的影响作具体分析,发挥优长,防范和克服弊端,使中国社会工作健康发展。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华夷之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自春秋以来的2300余年间,大多数中原汉族王朝均奉为圭臬,相沿未革,因而也未能解决好北方的民族问题与边患问题。清朝统治者锐意改革,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清朝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北方的边患问题,促进了中国政治与国土疆域的空前统一。     

廉洁奉公:民族时代精神的鲜亮特色

"廉洁奉公"精神是中华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国内和谐社会和国际和谐秩序的构建,进一步彰显了"廉洁奉公"的时代价值.弘扬"廉洁奉公"精神是爱国主义在当代的现实展现,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更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廉洁奉公"构成了新时期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鲜亮特色.     

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及其特色

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主要包括 50年代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个时期的内容。其基本思想是 ,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改革开放 ,加强民族地区发展 ,走共同繁荣和富裕的道路。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有其时代特色 :一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二是始终着眼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三是以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富裕为最终目标     

孝道与法律之关系嬗变的民族国家逻辑

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法律与孝道是三种相互密切关联的现象。民族国家的建构是孝道与法分分合合多重关系变迁背后的深层政治逻辑,民族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的不同形态影响了孝道与法的整体关系格局。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孝道与法关系的历史嬗变,折射出法律作为民族国家处理家庭孝道问题的有力工具,主要是作为建国方略而非治国方略的特质。已有的以民族国家来解释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某些现象的阐释,因为忽视了民族国家本身的复杂形态而失之简单化;而已有的对孝道与法关系的历史、技术、社会和规范的研究进路,因为忽视了民族国家这个政治背景,而没有认识到孝道与法关系作为政治—法律问题的维度。     

清代安多民族聚居区的政区设置变化及其原因

安多民族聚居区作为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西南接壤西藏，成为清代中央政府掌控西北番民、安抚西藏及新疆的战略地域，也是治理西藏的要冲地带，因此其地理位置显得尤为重要，行政设置也变得头绪纷繁，但也有规律可循。无论政区设置如何多变，民族地区的稳定仍是这一时期行政设置变化的主要原因。     

论法律信仰与民族信仰

我国目前社会整体法律信仰依然不强,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改进措施。通过对民族地区民族信仰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关注。应当借借鉴民族信仰合理的成分,实现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合理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