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艳情小说中性爱描写的价值判断

艳情小说的大量出现是明清时代社会思潮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群像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投影。“淫书”的泛滥与性观念的解放密不可分,艳情小说对性欲泛滥和病态性遐想的种种描述,既是对旧道德和旧秩序的一种扬弃和反叛,更是一个腐朽时代渐行渐远的艺术折射。明清涉性小说在叙事模式以及细节描写上所展示的艺术特点是值得关注的,其与春宫画之间彼此依存、互为补充的内在联系,更为后人准确解读性爱描写的文学价值提供了直观的艺术参照。     

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

明清艳情小说与道教房中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前者为后者作形象化的诠释。这就决定了艳情小说的创作心态是对房中之乐的鼓吹 ;表现手法是对房中术的图解 ;说教内容是对“于男有补”的张扬 ;性择标准是对性能力的看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艳情小说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艳情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很多不足,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和出版及研究者观念的变化,这一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及文化史上有独特价值而少有人涉足的特殊小说领域将日益受到关注.     

明清艳情小说性描写的文化心理解读

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审视 ,明清艳情小说之所以一度繁荣与畅销 ,是因为它满足了作者与读者共同的释放被压抑的性能量的心理需求。其叙事模式存在着以阳具为中心的男性性别取向 ,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女性的性心理特点 ,但从整体上无疑体现出对男性性心理的扩张。小说作者摆脱传统的国家伦理的束缚 ,运用个人伦理的法则 ,书写个人的性体验与性欢乐 ,他们的描写在显示历史的某种进步的同时 ,也暴露出其批判武器的先天性缺陷。     

论明清艳情小说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的“艳歌”、“艳诗”、“艳词”,都是描写有关男女私情的作品.清代末年石印本《株林野史》特标为“艳情小说”,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值行注意的.“艳情小说”又被称为“猥亵小说”、“淫秽小说”或“性欲小说”.这类小说以表现性欲为主旨,所描写的男女私情有较多的淫秽猥亵的细节,因其通俗的表达方式与具体粗俗的性描写而得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它属于性文学,在某些方面违背了社会共同的准则,其作者、印售者和读者便构成越轨社会行为.艳诗和艳词大都以比喻的、隐喻的、象征的方式暗示性爱内容,因而颇为费解,仅流传于狭小的文化圈里,难以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历代的统治阶级与社会舆论对它们采取宽容态度,不作为禁毁的对象.艳情小说的性质与命运却完全与之相异了.中国艳情小说突然兴盛于明代中期以后,延续于清初,即公元十六世纪中至十八世纪初叶的两百余年内;其粗俗、淫秽与猥亵的程度,在中外文学中均可叹为观止.     

性别、爱情与艳情——文化史视野下对艳情小说概念的再思考

只有在文化史的视野下,才能突显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特异性。艳情小说既是一种文学类型,又是独特的文化现象。放纵与禁忌的奇异杂糅,显示了艳情小说对欲望和情感的独特理解。而这种理解所表达的性别政治观念,是界定言情与艳情的关键所在。     

从八股文的衰亡谈近代文化启蒙的特点和现实意义

作为封建社会末期一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八股文，它虽在我国明清五百年间的历史舞台上红极一时，然却在中古文化向近代文化悄然演进的世纪交替之际的1902年被送上了历史的祭坛。这种极富悲剧意味的角色转换，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风光”了几百年且被明清统治者捧为“以励实学而拔真才”①的“法宝”的八股文，会在清季走向衰落以致“寿终正寝”呢？我以为，尽管八股文的衰落以致最后被废除，如同它的产生与兴盛一样，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明清五百年间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倘没有像李赞、王夫之、颜元、黄…     

明清时期江南地方书院的发展及其影响研究——以嘉兴为例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书院鼎兴，嘉兴地处苏杭腹地，地方上的书院活动兴盛，虽不是最具代表性，但其发展过程是江南书院历史走向的一种缩影。嘉兴地方上书院的萌发、发展和成熟都不是江南书院中最早的，这与南宋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辐射密切相关，其集中萌发于宋代，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不可否认的是，明清时期嘉兴地方书院仍是江南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经起落，其发展和历史走向经历了“抑制—扶持”的反复过程，究其成因可归结于“专制统治与人才培养”之间阶段性矛盾的一种调和机制，它是时代境遇下“专制与取才”矛盾调和物，其对地方上人文环境发展、对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对几个概念的再解释看明清绘画美学的倾向和特点

通过明清绘画美学对“气韵”、“意趣”、“性情”、“兴会”等几个概念的进一步分析和解释，我们可以发现明清绘画美学重技法、重趣的审美倾向，以及和当时哲学、文艺思潮紧密相关的时代特点。由此我们还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来把握绘画美学在明清的全面展开。     

西递：构筑国际乡村旅游重镇

西递位于黄山南大门43公里，黟县城东8公里处，奠基于北宋皇佑年间，发展于明朝景泰中叶，鼎盛于清朝初期，距今已有九百六十年的历史。西递旅游资源及其丰富，镇政府所在地——西递村至今保存有完好的明清古民居建筑124幢、祠堂4幢、牌楼1座，素有“明清古民居博物馆”和“桃花源里人家”之美誉，是黄山旅游线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明清讽刺小说的文体建构和叙述模式

明清讽刺小说可分为文言与白话两大类型，他们表达的核心意义则具趋同性即讽刺主题意义的表达。它们都秉承“史传”与“诗骚”的叙事格式，通过文体的互变、互渗，各自展现小说的叙述风格。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明清讽刺小说要比明清神魔小说、世情小说所呈现的文体形式更丰腴、更多彩，所涵盖的讽刺形式甚至横跨了神魔、世情类小说，因为明清讽刺小说把神魔、世情类小说固有的叙事方式熔铸到小说的讽刺体裁之中，这使得明清讽刺小说真正有了“文备众体”创作畛域。     

“祁门”县名考析

【题记】关于“祁门”县名的由来，明清以来，学者囿于成见，往往望文生义。本文从词义和字音上考证，力求正确体会先人取名和改名的意图。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农民佃户”所雇“耕作”之人的等级问题——与欧阳凡修同志商榷

明清法典上有关“农民佃户”雇倩“耕作”之人的立法条文,首次出现于乾隆三十二年的律附条例之中。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当涉及明清时期农业雇佣劳动的社会性质问题时,一种较为流行的意见是:把乾隆三十二年清代法典上出现的“农民佃户”所雇倩的农业长工,包括在明清法典上的“雇工人”等级之内,并最终得出不能把这看成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自由劳动者的结论。对于上述流行观点,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梁启超、侯外庐、萧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时代精神的呼唤──读《中国实学思想史》

时代精神的呼唤──读《中国实学思想史》李志军明清时期，无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有多么巨大，但历史已经开始转折，那种高奏“天人合一”的汉唐气势和两宋圣人的虚悬“天理”，从此转向人间大地，时代精英们不再把毕生的智慧耗费在“明心见性”的个人修养上，也不再热心...     

阳明心学的反理学倾向及其对明清文论的积极影响

明代中叶思想家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是从理学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阳明心学的出现不仅从内部造成了理学的瓦解,而且也为明清两代文艺新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催化剂:阳明心学以“情”为人“心”所固有的观点消除了程朱理学以性化情、存理灭欲的强制色彩,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中尽力表现人的情感和明清文论中“情感”论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提出的“心”本体论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大胆突破礼教规范、提倡抒写性灵表现个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阳明心学及后学对圣贤的绝对权威的否定和对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的推崇,也直接引发了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上表现出“语出本色”、“贵浅不贵深”的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

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予以了有力的消解,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从“活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二是从“至法无法”角度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明清诗论家对诗歌法度论的消解,将“有法”与“无法”两个命题在深层次上融通了起来。     

许衡"治生说"与明清士商观念--与余英时先生商榷

余英时先生作出“元代对于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看不出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结论,本文认为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关于士商关系,其实元代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社会现实都可说是明清两代的滥觞。本文论证士与商这两个阶层在元代已出现了一种互相吸引和靠拢的趋势,通过明清两代儒士对许衡“治生说”的重视和讨论,认为许衡“治生说”为元明清士商互动孕育了理论依据,对明清士商观念具有直接影响。     

“情欲”与“礼教”：高彦颐与曼素恩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

“情欲”和“礼教”是明清社会生活的两个面相，也是塑造明清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两个关键要素。美国女性史家高彦颐（Dorothy Ko）与曼素恩（Susan L. Mann）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基于这两大范畴，讲述了明清妇女的生命故事。高彦颐侧重描绘女性在参与和带动“情欲”风潮时所流露的文化主张，曼素恩更注重考察女性在礼教系统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此二者的研究也体现出美国妇女史界在“社会性别转向”（gender turn）以后的学术动向。有别于早期的激进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保守主义的回潮，女性史家不再反复强调妇女在父权制下遭受压迫的情状，而是把考察的重点转向他处，思考如何在既定的社会性别框架下凸显女性在历史中的中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