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儒学的思想来源

春秋战国后期 ,诸子各家思想已逐渐形成融合统一的趋势。贾谊积极吸收各家思想之精华 ,完善、成就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以道家的形上学为立基 ,以儒家思想为落脚 ,建立思想的本体框架 ;以“法”为辅 ,以“礼”为主 ,形成政治理论体系。贾谊虽吸收多家思想之精华 ,但始终没有离开儒家思想这一中心 ,为汉代儒学的重铸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庸》政治哲学略论

《中庸》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纲。《中庸》从形上之道的角度系统总结儒家政治思想,天道“中和”,是其核心政治价值;人道“诚明”,是对政治主体的规范;政道“位育”,是其社会理想。将天道、人道、政道融会贯通,载道以入政,修德以化政,力行以成政,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人治政治哲学。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论《尚书》“三德”思想在古代法制实践中的运用及当代启示

“刚克、柔克、正直”是儒家提出的三种治国理政思想,《尚书·洪范》称之为“三德”,是指结合三种具体政治环境采取三种相应的施政方针,即“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平康正直”。在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中,法家、黄老学派先后完成了对“刚克”“柔克”的探索,儒家学派在二者法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积极践行“正直”思想,用以指导汉代以来的法制建设。历史证明,“三德”思想提供的三种施政方针皆有其内在合理性,尤其是“平康正直”的守治之策,可以为当下推行“德法合治”方略提供有益启示。     

试析贾谊被贬原因

汉初既定的政治格局以及统治者延续的执政思想决定了汉文帝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贾谊虽然敏锐地把握到历史发展方向,但他认识不到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更缺乏政治斗争的手腕与智慧,这是贾谊被贬的深层次原因。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略论贾谊的有为治国之策

西汉初年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年）将儒家思想的精神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结合起来的治安之策，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显示了儒家学说对治世安民的社会作用。通过他的应变创新，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贾谊实为汉代儒学复兴之先驱。     

论贾谊悲剧的原因

西汉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贾谊,从政时间只有11年,而他却以一个悲剧形象留在后人心目中,曾经引起历代文人的关注。从历史原因、政治背景、性格因素三个层面探讨,不难看出贾谊悲剧的必然性。历史原因:贾谊提出的礼治方案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汉初发展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是造成贾谊悲剧的根本原因。政治背景:在朝老臣的嫉妒诋毁;汉文帝爱其才而不用其人。性格因素:志洁行廉,竭忠尽智;自恃其才,藐视大臣;感情脆弱,“不善处穷”。因此,其命运注定是悲剧性的。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从中国古代思想变迁看汉代新儒学的渊源

从中国古代思想变迁看汉代新儒学的渊源张荣明关于汉代新儒家思想的来源，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为：“汉武以后学术思想统于一尊，儒家成为了百家的总汇，而荀子实开其先河”（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另一为：汉初思想家贾谊的学说乃承袭《吕氏春秋》而来（...     

汉代易学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及其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易传》在内的儒家政治哲学对治乱兴衰规律、国家治理之道的探讨,为儒家政治哲学最终取得统治思想的合法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易传》是汉代易学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在宏观上参与了两汉统治秩序的构建,体现了儒学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政治性意义;在微观上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发挥了其借阴阳灾异占验、吉凶祸福预测对国家治理予以指导和调节的工具性作用;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彰显了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也在汉代易学的政治实践中持续完善。     

论贾谊和“削藩”

贾谊(公元前二○○——前一六八年)是西汉初期的一位青年法家,他是著名的政论家,又是有名的文学家,在西汉初期儒法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贾谊二十余岁,就被汉文帝刘恒选拔到朝廷当博士和太中大夫,参与了中央政权的政治活动,为汉文帝实行法家路线出谋划策。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复辟,为巩固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论荀子对王符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符的治学指归上通荀学,致其政治思想超逸汉代一般学者。荀子以治学修身为政治根本,王符以此为治政前提。王符以礼法为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是对荀子观念的继承发挥。荀子的礼法关系理论和法治思想被王符继承下来并根据特定的时政进行了发展。荀子以任贤为治政的基础,王符的贤臣准则突出地体现了和荀子贤臣观的承传关系。王符继承和发展荀子学说,不仅由于学术理论上的承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事使然。     

道始于情与情感的政治——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之重思

为了领悟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需要回到思想的原初之地重新思考先秦儒家的政治意识与主导性问题。"人道政为大"命题是先秦儒家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表明先秦儒家对政治有最高的期许,将政治视为人的最主要实践活动,期待以政治的方式完成由"凡"而"圣"的生命升华。"道始于情"命题则表明,情感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主导性问题。基于这两个命题,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本己形象是"情感的政治"。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董仲舒与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化——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五

儒家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儒家政治理想走向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董仲舒是使儒家政治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奠基人,也是使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走上实践之路的开拓者。他构建了汉代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推进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运动。     

从“制君安民”到“尊君制民”——汉代民本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悖反

汉代民本思想的价值核心 ,就在于对民生的关注。为实现这一目标 ,汉代思想家力图通过在理论上建构一个最高原则 ,在实践中确立“大一统”与“礼”的绝对地位 ,来对君权加以限制。但是 ,由于汉代民本思想本身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两重性 ,使得“制君安民”的理想在政治实践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成为“尊君制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