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主的“多数”,还是“多数”的民主——论民主之多数决定原则

民主与＂多数＂天生不可分离,民主之所以能够实现是依赖于多数决定;离开多数决定原则,则任何一项决议都不可能形成。但多数决定意味着牺牲＂少数＂,且＂保护少数＂亦难以达到民主。因此,多数决定原则必须回归＂公意＂,即＂多数＂决定之可行乃是因其对＂公意＂判断的准确性得到人民（包括＂少数＂）的认同;＂少数＂与＂多数＂的形成并不是利益对抗的结果,而是因对＂公意＂判断的分歧所致。这就决定了民主的＂多数＂代表的是共同利益而非＂多数＂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民主才不至于沦落为＂多数＂的民主。     

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少数人权利保护之正当性探析

从宪法的视野出发,结合少数人权利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论证＂两方面来探析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正当性,以期政府对少数人既能禁止干涉并采取宽容政策,也能提供积极保护措施。最终,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有效保护少数人权利之途径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发展。     

论资本多数决中的“多数”和“范围”

资本多数决是现代各国公司法普遍采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于资本多数决原则,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多数＂是多少,二是＂什么范围内＂的多数。＂多数＂包括简单多数、比较多数和限定多数。＂简单多数规则＂既能防止少数人代表整体采取行动,也能防止少数阻碍整体采取行动,因而成为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规则＂;限定多数＂虽很不方便,但有很大的保护作用,成为公司股东大会的特殊决议规则。许多国家的公司立法规定了召开股东大会的法定最低股份数,并在此前提下采用＂实际投票者的＂多数决。     

现代中国少数族裔的文学书写

前现代时期的少数族裔文学处于自为状态,晚清以来,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它们被整合进＂中华民族＂的谱系之中,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少数族裔文学进而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统摄之下呈现出三种面目：一、在集体无意识的洪流中被时代的风潮挟裹、一体化,融入到启蒙话语的主旋律中;...     

回家：心灵的归宿——《砖巷》的“第三空间”解读

《砖巷》是英国孟加拉裔女作家莫妮卡·阿里的处女作。该作品使阿里一炮走红而且为她赢得了多个奖项。运用＂第三空间＂理论来解读该作品中查努、卡里姆和纳兹尼恩对＂回家＂的不同理解,认为,＂第三空间＂理论为少数族裔找寻并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指出了该理论在少数族裔找寻并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中的重要意义。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结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产权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安排的核心。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呈现出由少数＂农村精英＂控制、普通社员依附的现象,表现为少数核心社员占多数出资额,并由此掌控了合作社的决策权和收益权。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人力、物质资本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种产权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背离了合作社的初衷。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合作社对＂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使其陷入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当前,应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入手,完善我国合作社的发展环境,使其达到为小农谋利益的目的。     

密歇根州民权动议与美国少数族裔高等教育优惠政策

密歇根州民权动议是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一个成功案例,它强化了加州＂209提案＂的示范作用,必将对美国少数族裔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妥协的产物,＂肯定性行动＂旨在纠正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其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终结。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我的宠物观

时代不同了,宠物变化大。据说眼下有把老虎、大象、骆驼、野猪、蟒蛇、蜥蜴当成宠物养的,这些＂新新人类＂当然是少数,寻常人家养的宠物大都是狗。一提到宠物,人们就会想到狗,狗似乎也成了宠物的＂形象大使＂。狗,历来东半球西半球都有,不存在谁引进谁的问题。但狗作为宠物来养应该是东方从西方学来的。     

牡丹土传病害及其防治研究进展

牡丹是名贵的观赏及药用植物,但随着牡丹的连年种植及种植面积与品种的增多,牡丹土传病害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牡丹的正常生长发育、种苗质量和开花质量,降低了牡丹的观赏效果和药用价值,影响了牡丹产业化的发展.因此,笔者对牡丹主要土传病害的病害类型、症状、病原、发病规律及防治方法(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农艺措施调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归纳总结,并对牡丹土传病害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如下建议:加强牡丹土传病害生物防治研究;深入研究牡丹土传病害生理;开展牡丹园土壤微生物与牡丹土传病害关系研究,以期为牡丹土传病害的防治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从而推进牡丹产业化进程.     

试论少数民族地区一贯滞后的客观因素——以民族社会学认知视野为出发点

以体制和规范延伸下出现的耗能转换规律为揭开民族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的必然性原理,进而探求市场经济中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以及全球化之间将要出现的分层格局,并且把语言的强弱、文化功能的主次位置、制度规范的异同性等一并列为少数民族集团一贯与主流社会滞后的客观原因之中。同时以国家整体现代化理念为导向,对少数民族进行援助和＂补偿＂视之为溶解不利客观因素、营造民族关系合理运行的前提条件。     

牡丹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

牡丹是中国的国花,是国家繁荣的象征,也是圆满生活的愿景。山东菏泽地区的牡丹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应用广泛。每年举办的一系列牡丹节会活动,极大地带动了城市产业发展和牡丹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以花为媒,推动牡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打造中华文化标识,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新时代菏泽牡丹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应进一步讲好“国色天香”的中国故事,做好“花开盛世”的文化产业,提升“菏泽牡丹”的传播品牌。     

训诂术语“犹”的释义特点与字典辞书义项的设立

训诂术语＂犹＂的释义特点是＂义隔而通之＂,虽然有少数带＂犹＂的训诂是同义相训,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为提示随文释义而设立的术语。而目前的一些字典辞书,却以这种训诂资料为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依据来确立义项,因而造成失误。文中举例分析了这类义项,指出,以带术语＂犹＂的训诂资料为主要依据来确立义项要慎重。     

宋代诗词中的牡丹情结及其文化解读

牡丹是花中之王,是繁荣、富贵、吉祥的象征。它深受百姓的喜爱,成为我国古代诗人词家重要的咏物题材。宋代作家对花香色艳的牡丹的赏玩品味以及栽植牡丹,说明了文人具有浓厚的牡丹文化情结。宋代歌咏牡丹的诗篇包含了一些文化蕴涵：崇尚富贵祥瑞,热衷美艳昌盛;寄托伤感情思,表达内心情志;追忆故国往事,抒发兴亡之叹以及蕴含佛理禅趣。     

唐五代牡丹传播研究

唐至五代，牡丹在各地广泛传播，受到各个阶层的喜爱，社会由此掀起了一股喜爱牡丹的热潮。牡丹热是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研究唐五代牡丹的地理分布，从多个角度分析牡丹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五代时的社会习俗及其文化风貌。     

基于资源整理与保护基础上的丹景山牡丹旅游开发研究

四川彭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三大牡丹栽培中心之一。彭州丹景山不仅汇集了彭州特有的牡丹品种,更由于其极富野趣的牡丹栽培观赏方式及与宗教文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历史渊源而深受旅游者的喜爱。在对丹景山牡丹栽培与观赏特色与山东菏泽、河南洛阳牡丹进行简单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丹景山牡丹资源的起源、开发利用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丹景山牡丹资源保护及牡丹旅游开发的对策方法。     

论少数民族文化在“传统、现代、后现代”共时中的发展

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文化不得不置身于＂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共时格局中。这样的＂共时＂格局一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融合、创新的机会和途径,但另一方面也会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产生碎化的影响。因此,本文指出在＂共时＂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化在坚持＂民族的＂、＂本真的＂文化根基上,积极吸收＂现代＂、＂后现代＂文化的优秀成分,在动态变迁中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从二元文化对立到多元文化并存——《不不仔》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运用新历史主义的＂客观历史的主体化＂、＂权力关系＂和＂颠覆与抑制＂等观点研究日裔美国作家约翰·冈田的《不不仔》。说明作者采用文本形式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来讲述日裔社群自己的历史故事,冲破主流文化樊篱,打破沉默,争取权利。旨在重塑作为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的自我文化身份。